农村职业教育是当下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关注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是目前学界尚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农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农业教育”）进行梳理、评析。论文从职业教育的意义、目的和范围三个维度，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梳理与辨析，发现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实然”层面理解职业教育的近代内涵。进而推演出近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农村职业教育针对农村，因而以农业教育为主，而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四类型中的农业教育，三形式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即论题：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将研究范围内农业教育的发展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战及内战时期四个阶段，并回溯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以便前后衔接。每个阶段主要从农业学校的设置与修订、农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农业学校师资、农业学校经费、农业学校与学生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以上各方面做前后的对比，标明特异之点，给予简要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尝试对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第一章，笔者提出“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学制系统，但是并不适用于农业教育。初等农业学堂与中等农业学堂之间不存在断层现象。开设课程适当融入了一些具有本土性的课程，一律没有读经课程。清末采取了延聘外国农学教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业再回国办学和设立农业教员养成所三种方式培养农业师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农业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款、官员富绅出资和适当收取学生学费三种途径，其中官员富绅出资兴办较为普遍。初、中等农业学堂数和学生数有了较快增长，但是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第二章，笔者认为“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可以看作是新政府为了与前朝“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实际并无改变。而从“初、中等”改称“甲、乙种”则有实质性的变化，即意在打破农业教育系统，割断各级农业教育的联系，但在事实层面很难办到。从“壬子癸丑学制”始，高等农业教育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农业教育限于中等以下。该时期缺乏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本土性农业教材。师资仍然沿袭清末的培养模式，以农业教员养成所为主。农业学校教员人数，多于同期工、商业学校教员数。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农会、私人和学费。该时期实业教育经费在各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最低，但以生均教育经费计算，则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农业学校经费数高于同期工、商业学校经费数。第三章，笔者认为本期农业学校设置“自由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之前学制存在问题的修正，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本期首次拟定了农业学校课程标准，同样体现“自由度大”的特点。出版了一些农业教育教材，但是并未改变农业教育教材难觅的局面。“自由度大”的特点在师资培养上也得到体现。但是这种看似自由度大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之前学制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不做任何改变。该时期职业教育岁出经费数占整个中等教育岁出经费数的比重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22年新学制后，普通教育职业化吸纳了本该直接投入到职业学校的经费。第四章，本期农业学校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如出一辙，这是对于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一种“规避”。农业学校设置以立法的形式呈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能高估，它不过是民国法律架构的一小环。首次有了部颁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对于提高农业教育水平不无帮助，但是仍无课标。主观上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终于有了部订农业学校教材，并且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但是仍有不少学科无部颁教材。农业教育师资问题正随着整个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逐渐解决，但是效果还未显现，抗战即爆发。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在制度层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挽救因“壬戌学制”职业教育普通化造成的中等教育严重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扩张职业学校的措施，但是中学“独大”的状况并未改变。第五章，本期农业教育在制度上为适应战争需要，做了微调。依然沿用1933年的类课标。组建了专为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对农业教材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师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实际层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教育经费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战时公费制度刺激了职业学校的发展，但是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原因一方面在于承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在于普通教育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第六章是对前五章共性问题的探讨。先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维度展开。笔者认为农民与农业的需要，使得农业教育成为必要，农村的状况为农业教育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分析应建立在排除“农业破产论”这一“歧路”的基础上。职业教育“重农”与“重工”论争是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又一歧路。笔者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七章，笔者试图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教育与职业》（1917—1949）杂志全208期共3139篇文章进行数据统计，从计量的层面分析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特点。主要关注“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两个维度，从文章的数量、年代分布、介绍国家和介绍中国省份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用数字表明：民国时期农业教育“质”“量”兼备；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时俱进”；民国时期农业教育“内外兼顾”。前面单纯的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发展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这样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