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北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特别是2008年前后,北京迎来了韩国人来京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在京韩国人口达到20余万。这个庞大的移民团体在北京的望京地区形成了全国最大的韩人社区,这种规模是其他在京跨境群体所没有的。因此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本文正是以在京韩国离散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对话访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其音乐生活进行了考察。本论文有两个主要的研究目的：一个是对在京韩国离散群体的音乐生活进行调查和描述,以填补该领域的空白。另一个是用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对跨境族群所表现出的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对于音乐在族群构建中的作用进行进一步阐述。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韩国离散群体来京后音乐生活的转变--由在韩国的西方音乐生活转变为带有强烈韩国标识的音乐生活,在对其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分析后笔者认为这种音乐文化的转变是其构建族群标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划分族群界限、表达文化差异的结果。而这种音乐转变的结果又反作用于族群性的凝聚,从而使韩国离散族群显示出强大的族群认同。在田野调查和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韩国人族性中强烈的族群意识。这种族群性格与韩国狭小的地理环境和苦难的历史经历有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族群特点。正是这种族性特点使得韩国跨境族群在族群认同上有了原生性认同的强烈倾向。这种源自天然情感无法割舍的认同加剧了韩国离散群体的族群依附程度。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韩国离散族群也遭遇了来自异质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冲突。再加上因为经济成就感而带来的文化优越感,这些来源于外界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的心理诉求都促成了韩国人内在强大凝聚力的特点。韩国传统音乐作为具有明显韩国文化标识的音乐类型在韩国离散群体强烈要求建立族群界限、凝聚族群意识的前提下成为表达文化差异的重要手段。因此,北京的韩国离散群体的音乐生活有了全新的转变。同时,社会情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认同。这些个体认同又在社会的变化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群体认同。在北京韩国离散群体构筑族群界限、表达族群差异的大环境下在对待音乐的方面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相对激烈的立场,一种是相对缓和的立场。相对激烈的韩国离散族群在文化优越感的影响下在音乐方面表现出对韩国传统音乐的偏执喜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抵触与回避；相对缓和的韩国离散群体由于受到工具性族群认同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表现出了相对友好的态度。之所以缓和是由北京韩国离散群体“经济离散”的性质决定的,在一定情况下他们必须需要当地的社会关系；而之所以相对是因为韩国人在北京建立起了“经济自制飞地”,并拥有其内在完善的经济链条。同时相对缓和也涉及到文化中断的概念,即在缓和立场的韩国离散群体与中国文化是深层文化中断的层面,所谓的缓和并没有深层次的涵义。因此表现在音乐方面他们采取了文化推广和适度改变传统音乐等做法。这些权益性的调适和改变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音乐认同。本研究是以北京韩国离散族群音乐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第一篇论文,而大规模的移民和族群性的构建是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移民音乐文化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对在京韩国离散群体的音乐生活进行关注和探讨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