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向乡镇转移，后来则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自发性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这一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原因，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是如何生活的，进城后他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对农民进城这一现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景式的探讨。 新中国农民进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关于农民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等众多进城权利的制度变动史。根据制度和政策对农民流动的限制性程度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农民进城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由于制度缺口的存在，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第二个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由于1958年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自此之后农民进城受到严格限制；第三个时期是从1980年到1991年，随着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一部分农民被允许进入城镇；第四个时期是从1992年至今，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呼声日高，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农民进城不再被严格限制，政府主要是对农民进城进行适当调控，并制定大量政策为农民进城和进城农民提供服务。 在制度约束下，农民进城的现实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是宏观方面，主要体现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从农村推力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效益较低，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二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在农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大部分农户家庭生活困难。从城市拉力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较高的经济收入，吸引农民进城；二是城市众多的就业机会，拉动农民进城；三是城市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召唤农民进城。其次是微观方面，主要体现为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农民进城决策的作出并非完全是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感性选择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民进城行动是一种介乎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选择，这构成了农民进城的微观机理。就感性选择而言，有五种基本表现：具像性示范、盲目性从众、伦理化路径、经验化决策和重复性再现。 农民进城后，无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他们生活在城市空间上的边缘、体制意义上的边缘以及文化意义上的边缘。通过调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从进城农民的职业境遇来看，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与城市工人相比较是不平等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从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来看，他们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以及自身对物质生活的主观评价都相当差，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不仅受到城里人的歧视，而且业余生活相当单调乏味；从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的称谓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抗拒和制度歧视的体现，在经济地位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