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早期确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即物质由资源到产品再到污染排放的单行道式流动方式,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也会直接导致生态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恶化。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前提基础,其恶化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如何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内涵,分别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利用马尔科夫链法、重心坐标法、标准差椭圆法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对两系统及其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时空演化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看,生态环境和绿色金融其整体和正向指标的子系统以及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均呈现逐年提升态势,而负向指标则呈现逐渐降低趋势。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值区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而生态环境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态势,且两系统演进特征相似,拥有惯性发展趋势和“路径依赖”性且在空间上呈现集聚趋势。研究末期已有40.4%的城市实现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大部分城市两系统相对平衡,但其生态环境均略高于绿色金融水平,小部分城市两者差距较大。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演进呈现为一个较为稳定的动态过程。从空间上来看,其集聚特征逐渐增强,且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与邻域环境存在较大关联性,当邻域低于或等于本地时,会降低本地状态向上转移的可能性,提升向下移动的概率,反之则会提升向上概率,降低向下概率。植树造林、绿色创新、政策调控、和产业结构优化均可有效促进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而能源消耗会抑制各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仅植树造林和绿色创新两驱动因素具有正溢出效应。同时各驱动因素对其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政策调控、绿色创新和人工造林对各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对大部分城市呈现正向显著影响,且产生负向影响的城市数不断减少,能源消耗则与之相反。最后根据已有结论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