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理解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章学诚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作了系统的分析。“六经”作为中华元典,其丰富的内涵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章学诚从“六经”中吸取了大量的有益成分,尤其是从《易》学中所获颇多,他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密切相关,其史学观点的提出往往是与易理的阐释结合在一起。“象以达意”、“索象取意”的《易》学与“象”“意”关系论密切关联。在章学诚的思想体系中,“道不离器”贯穿始终,章学诚对中国史书的三大体裁——编年、纪传、记事本末体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探寻,指出史家著史的目的就是为了阐明大道,经世致用。由“观物取象”“象以达意”出发,章学诚提出了“史德”、“史义”等史学命题。史家著史时,难免会将个人情感掺杂到史书当中,这种主体意识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会使历史的真相难以真实地反映出来,对此,章学诚特别强调要加强史家的个人素养,在著录史书时,尽量控制个人情感,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史家著述史书往往注重“史才”、“史学”、“史识”,而忽略了“史义”,章学诚认为史学要经世致用,就必须推明史学意蕴,具备一定的历史理论和观点。由史事把握“史义”既是史学“明道”的途径,也是史学“经世”的关键所在。依据《周易》中的“圆神”、“方智”,章学诚将史书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认为记注的性质是要保存历史的遗迹及其经验教训,撰述的性质是能从中看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方向,强调“撰述”与“记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这种观点是古代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为促进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变通观贯穿于《周易》全书,是古人哲学思想中的精华,章学诚将变通观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史学要发展,就要随时代的变化进行变革,尤其是史书体裁的变革,同时要求史家有通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