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在劳动合同缔结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互相负有告知义务。将劳动缔约阶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体现我国劳动立法的进步。但对告知义务具体为何,法律并未给予明确的规定,使得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引发了大量“求职欺诈”的劳动纠纷。尤其是对隐瞒“生育”等信息能否判定为“欺诈”行为,在实务界出现同案不同判,判决理由差异化、裁判论证粗糙的现象。学界对第八条的讨论也尚存诸多争议,法律的粗线条化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劳动关系,无法有效平衡劳资双方的权益。本文对缔约阶段劳动者承担告知义务的必要性,以及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运用民事欺诈理论厘清劳动者告知义务内容,认为劳动者履行告知义务不应仅为被动告知,也应承担部分主动义务,而用人单位提问的合法性也是界定劳动者告知内容的重要因素;劳动合同无效条款联系着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承担,但基于劳动者承担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其还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