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正在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形态,深入地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构建“互联网+三农”的体系中,农户作为农村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小生计单位,也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在整个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嵌入到农户生产与生活中,其特性具有的创新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将直接对农户的生计活动产生影响。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生计问题一直也被我国政府持续关注。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抉择与生计产出(收入)是研究农户生计问题的重点。农户生计抉择的多样化以及收入渠道的增加是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以及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揭示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收入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探究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引导农户科学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就业创业、实现农户增收、为中国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提供相关政策参考。本研究在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等相关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6887份农户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生计抉择下的农户收入效应,并探讨了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全信息理论探究互联网嵌入的信息效应,进一步运用信息沟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其次,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通过生计资本对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再次,基于职业最优搜寻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农户收入效应;最后,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结果表明: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具有直接影响,通过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第二,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采用极值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其结果表明:农户整体的生计资本水平偏低;其中,人力资本指数>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指数;其次,运用OLS回归和似不相关回归(SUR)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再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最后,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以及互联网嵌入目的均能够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其中,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生计资本具有“倒U型”关系,当嵌入时长小于4.785(h/每天),互联网嵌入时长会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提升;针对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均对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自然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首先,通过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生计抉择划分为三类,务农主导型为1985户,务工主导型为4306户,创业主导型为596户。进一步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其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检验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促进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和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的影响分别大于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和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务工和创业主导型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互联网嵌入时长小于3.5(h/每天),农户选择务工或创业的概率越大。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均在其影响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四,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效应。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及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的影响,进一步运用OLS回归分析了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其次,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分析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修正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效应);互联网嵌入频率越高越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对农户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对农户务农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根据测算出的特定值与其平均值相对比可知,互联网嵌入时长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互联网嵌入目的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对农户务工收入与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务农与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大。综上所述,互联网嵌入对农户收入的收入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创业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自然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嵌入的连通性,加强农户的互联网嵌入程度,使其高效地连接信息、连接亲情以及连接财富,为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提供保障。第二,引导农户合理地运用互联网,充分发挥互联网嵌入对优化农户生计抉择和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作用。第三,重视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通过互联网技术人员、村干部和村中能人等的指导和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对互联网的了解和使用,从而提高农户进行生计抉择时的生计资本存量,有助于农户收入的提升。第四,政府应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农村地区网络建设质量。第五,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体系,出台互联网技术的财政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户互联网嵌入程度。总而言之,只有农户将互联网有效的嵌入到生产生活中,政府才能高效地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以及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研究视角方面。从互联网嵌入角度研究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深度不够;更少有文献关注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在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互联网嵌入到农户生活与生产中,对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并揭示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拓展了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研究的视角,是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有效补充,以期弥补互联网与农户生计研究的不足,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第二,研究内容及方法方面。本文重点关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将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运用到本研究框架中。本文选取的互联网嵌入不仅包括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还考虑到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个方面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度。采用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农户生计抉择划分为务农、务工和创业主导型。进一步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进行实证分析。第三,内生性处理方面。已有文献在分析互联网对农户就业创业以及其收入影响的过程中,仅选取工具变量对其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实际上,由于弱工具变量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问题,会造成估计参数过大。因此,本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后,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运用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再一次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