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是一种大规模、有组织、集约化的社会动员式资源配置活动，无论是尊重市场机制，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它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资源配置方式的干预和超越。　　 大规模、有组织的区域开发活动，是20世纪人类经济活动区别于以往时代的鲜明特征。进入21世纪，随着区域开发活动特别是园区开发在世界各国的广泛掀起，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看得见的手”对生产力发展和资源布局的影响日益增强。区域开发是继凯恩斯革命之后，非市场力量干预市场机制的又一途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区域开发热潮。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区域开发的主力阵容，地方开发政策是其规划、组织和实施区域开发的主要工具。本文旨在通过对江宁开发政策的案例研究，考察我国过渡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开发的运行模式，探讨地方开发政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江宁开发政策，即政策内容、政策运行模式和政策绩效。其中政策运行模式又包括政策体系结构、政策功能、政策运行流程。　　 从1992年到2003年长达12年的江宁开发史，可以分成三个开发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开发主题是工业化；第二阶段从1997年到2000年，开发主题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体互动；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03年，是建设高科技花园城市和知识创新基地。与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三个不同的开发政策体系。每个政策体系均由三种基本类型的政策构成，即规划性政策、操作性政策和支持性政策。　　 三种基本政策类型既有功能上的区别，又有相互关联和互动。规划性政策在开发政策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决定着地方开发的目标和内容，规定着地方开发的方向和定位；操作性政策和支持性政策处于辅助位置。分别从不同侧面支持规划性政策的推进：操作性政策决定开发活动的手段，支持性政策则从开发活动的外部给予规划性政策和操作性政策以支持。　　 江宁三个开发阶段的开发政策体系结构保持了持续的调整和优化。这一结构性演变表现为以下四个主要特征：(1)规划性政策的数量逐步增加，范围逐步拓宽；(2)操作性政策逐渐趋于灵活，手段和方法上的创新不断增强；(3)支持性政策由弱到强，力度逐步加大，深度不断加深；(4)三类政策之间的匹配性和互动性逐步提高。随着开发政策体系的结构性演变，江宁开发的主体、目标、手段、对象、空间范围和周期六大要素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江宁开发模式也随之实现转型和升级。　　 江宁开发政策的正面绩效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1)推动了江宁经济实现超常规的持续快速增长；(2)大幅度调整和优化了江宁产业结构；(3)推动了江宁工业由落后的乡镇工业迅速转型为现代制造业，而后由向后工业化和高科技产业快速转型；(4)推动了农业结构快速调整，由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转型为产业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农业；(5)大大加快了江宁城市化进程，在较短时间内将一个农业大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6)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同步协调发展；(7)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超常规开发中得到快速提高；(8)通过引进大量外来优质资源，形成了全方位大开放格局，促进了地区文化和居民素质的提升；(9)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升；(10)生态环境质量大幅度提高，接近了国际一流水平。江宁开发政策的负面绩效主要表现在(1)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方面的不公平；(2)城市建设、土地开发方面的过度超前以及由此引发的房地产过热、土地抛荒、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负债建设规模过大等问题。　　 江宁开发政策在规划性政策、操作性政策和支持性政策三方面均有丰富的创新。在政策设计方面，江宁开发政策表现出适时调整、体系化程度不断增强和一体互动三大特点。江宁开发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政策设计的细化程度不足、政策流程的规范性不强、政策执行存在一定的衰减和扭曲。　　 江宁开发政策的实践揭示了地方开发政策的六个基本理论问题，即：(1)地方开发政策与过渡经济体制的关系；(2)地方开发政策与过渡经济时期地方政府职能的关系；(3)地方开发政策与地区资源系统的关系；(4)地方开发政策与地区发展的关系；(5)地方开发政策运行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6)地方开发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