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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相对较快且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的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和高度确定的政治环境而成为良好的避险与投资目的地,跨境资本流动始终保持高活跃度。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体系风险也不断积累,金融波动明显加大。那么,跨境资本流动是否是近年来导致中国金融体系波动程度加大的因素之一?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又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作用于金融波动的过程,即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是否存在?另外,面对日趋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各国纷纷实施的资本管制又是否能通过限制过度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来起到平抑波动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理想的解答。
本文基于来自全球79个国家1996-2018年的面板数据集,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进一步,还考察了各国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带来的波动隐患而纷纷实施的资本管制是否能够发挥抑制波动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甚至触发危机,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不同流向的跨境资本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具有一致性,跨境资本大规模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间差异化特征使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异质性;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即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正向作用;适当加强资本管制程度可缓解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波动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但也要认识到金融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极端化或完全的资本管制并不可取。
基于实证结论与当前中国现实,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中国应坚持完善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快建设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警惕不良贷款率的恶化,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并推动金融市场信息公开化与透明化;健全资本管制框架,并注重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同时加快国内金融体系与监管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能力与施策水平,以此来更好地应对越发开放的世界经济。
本文基于来自全球79个国家1996-2018年的面板数据集,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进一步,还考察了各国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带来的波动隐患而纷纷实施的资本管制是否能够发挥抑制波动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甚至触发危机,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不同流向的跨境资本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具有一致性,跨境资本大规模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间差异化特征使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异质性;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即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正向作用;适当加强资本管制程度可缓解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波动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但也要认识到金融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极端化或完全的资本管制并不可取。
基于实证结论与当前中国现实,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中国应坚持完善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快建设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警惕不良贷款率的恶化,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并推动金融市场信息公开化与透明化;健全资本管制框架,并注重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同时加快国内金融体系与监管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能力与施策水平,以此来更好地应对越发开放的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