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的地位,但进入40年代,他的文字却渐渐淡出湘西的视野,转入了一种抽象的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那么,这种文风的转变隐藏了沈从文40年代怎样的文学和人生选择?本文以40年代沈从文的文集《七色魇》为视角,以“故事”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致分析,探讨这个时期抽象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故事在外在不断膨胀的创作理念,内在思维的自我对话、自我分裂的压制下不断变形,另一方面,沈从文又不断进行积极的文学探索,吸收各种“新方法”而努力重构故事,从《绿魇》传奇故事的危机到《青色魇》重说他人故事到《赤魇》集湘西故事的回归,故事在慢慢的重构,但并不是回到三十年代故事的原点——视点依旧在湘西,却不只是停留在湘西。沈从文的创作从一种带着“美丽的哀愁”的单一抒情逐渐转变到一种内敛复杂多种声音的矛盾的文风,在故事的重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价值审美点和思索深度。《赤魇》集只是一个雏形,其艺术上的圆融远不及《边城》等三十年代成熟的湘西小说,但是这种过渡状态的散乱和紧张是否也构建了另一种独特的审美文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在慢慢重构,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时局的原因,这种开始也成了结束,沈从文曾说过自己只能写精致的作品,无法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是,在40年代故事的艰难重构中,沈从文在向着“伟大的作品”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