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学思想的学术笔记,它客观地记录了金代文学创作生长、发展的概貌,是金代文人关于文学理论思考的重要成果。《归潜志》的诗学思想是在评价、考察金人诗歌创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源流论上,它主张“以唐人为法”,即推尊“唐人风致”：“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再者就是“师古风尚”：“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在创作论上,主张诗人“发其喜怒哀乐之情”,为此要求诗歌一要“浑然天成”,二要“以情动人”,提出“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在风格论上,强调“有志于风雅”,认为诗歌创作应思想高尚、健康清新,风格刚健、凝练,崇尚“诗以取风骚之旨”。刘祁与赵秉文、元好问、王若虚等金代批评家遥相呼应,其诗学思想代表了金末诗坛的理论倾向。关于《归潜志》的散文思想,刘祁在融合李纯甫“为文欲自成一家”和赵秉文“文章不可执一体”等文坛领袖散文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的散文思想,认为“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宣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不仅如此,刘氏还身体力行,在具体散文创作中予以践行,做到知行统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其散文思想。《归潜志》文学思想的形成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是金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金代末年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刘祁心态及价值取向的影响；金末文学批评的语境对《归潜志》文学思想和刘祁诗文创作的直接哺育与熏陶。具体的,包括赵秉文的“师古”与李纯甫的“师心”、王若虚的“纪实”与雷渊的“尚奇”,以及元好问的“师古风尚”和“以诚为本”等,都是《归潜志》文学思想产生的土壤。透过上述文化语境,不仅可以体察《归潜志》文学思想产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我们看到了刘祁及《归潜志》在金代文学批评甚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