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发展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问题。当前，世界上各滨海国家都在加强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经济正在这些国家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 中华先民有着悠久的利用和开发海洋的历史。春秋战国时，北方的齐文化，南方的越文化，都是我国早期海洋文化的典型。秦时的徐福东渡，三国时孙权派军到达台湾，隋唐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宋元时海外贸易的发达，都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更是把我国传统的航海活动推向了最高峰，代表了我国传统海洋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盛貌的窗口。 郑和下西洋同西方的探险家几乎同处近代世界大航海时代，面临共同的历史机遇。为什么结果却完全相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郑和下西洋这一空前绝后的壮举，其影响重大，它塑造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新形态：朝贡和贸易体制的新变化，政治外交目的的强化，以及高度的海权实践。朝贡成为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推行羁縻外交、推行中华传统礼仪的有力工具。政治外交目的的强化表现在朝贡以政治上怀柔远人为主，并不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增加财政收入，交互使用册封政策、海禁政策和赉赐贸易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高度的海权实践使中国当时享有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部分海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主导权，招徕了大量的朝贡国，郑和本人对海洋与国家发展的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郑和下西洋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呢?因为其中蕴藏和牵涉着几对矛盾。开海与禁海的矛盾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与民争利、缚民于土、防范倭寇，以及对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感到不安的思想，郑和下西洋反映了这一集权思想的暂时胜利。海权实践和海权观念的矛盾表明郑和下西洋虽然为中国带来了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初步表现出了经略海洋的意识，但背后却是封建、保守、自负、农本的海权观念，郑和航海只是希望把“先安内再平天下”的封建统治方式运用于海洋这一新的空间而已。官营航海和民间航海的矛盾是明政府对我国历来保持官方和民间对外贸易共同发展的“反动”，造成了民间航海业的衰落和沿海经济的凋敝，同样反映了封建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胜利。政治外交目的和经济目的的矛盾表现的是封建思维惯性的延伸，代表了一种与慕利的海外交往传统相违背的海洋发展价值取向，导致郑和下西洋缺乏一种常效的动力机制。对海外移民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缚民于土、害怕和畏惧人民力量而又找不到合适的治理方法的一种无奈选择，破坏并迟滞了民间的海外开拓事业。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说，中华农耕民族主静不主动、内敛、倾向惧怕海洋的心理，以及我国在东亚地区文化发展中长期一枝独秀所造成的文化优越感也阻碍了中国人向海洋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