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研究,然而,人们对隐喻在修辞方面的认识却大都停留在修辞格的范围内,认为它不过是词语层面上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语言的偏离,这极大地限制了隐喻在修辞学范畴内的研究。而莱考夫和约翰逊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隐喻认知理论以来便引发了隐喻认知研究的热潮,认为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方式和思维工具。就外交领域而言,隐喻构建外交现实的思维和话语方式,用以增强外交话语的劝说力。随着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对隐喻在该领域里的研究已经扩展和延申至语篇与话语层面上的修辞劝说的视觉,认为隐喻对外交话语的建构隐含了预期的劝说意图。然而,较少研究针对政治、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作系统性的探讨并将这些系统性的观点应用于实现对与我们在意识立场上有较大差别的国外受众的劝说目的。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劝说视觉解读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及其英译策略的选择问题,选取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为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与探讨,旨在丰富隐喻在外交话语中的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探索其英译策略提供新的视阈和参考。基于隐喻认知理论梳理修辞学中隐喻劝说性的相关理论,从外交话语的具体语境中整理隐喻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进而提炼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的理论观点并结合所选案例作系统性的论证和阐释。此外,在国内呼吁做好外宣工作的形势下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的对外传播效果应努力实现对国外受众的成功劝服,因此本研究在探讨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考察其英译策略的恰当选取,以期为有效实现对外交流的预期目标提供新的参考。本研究的基本结论为,隐喻在修辞范畴内本质上是劝说的,外交话语中隐喻在建构外交现实的同时蕴含了国际交流的劝说意图。结合隐喻在外交话语中的功能的分析发现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主要体现在进行类比推理、增进心理认同、引导价值判断以及淡化敏感冲突等四个方面。其英译过程受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劝说性理论观点的指导应遵循保留喻体、接通源语隐喻与目的语隐喻之间的映射以及传递完整喻义三原则,具体采用喻体再现、增译补偿、转换喻体以及喻体释译等译策在确保汉英隐喻映射的基础上有效实现对国外受众进行劝说的目的,借此阐明中国立场,构筑良好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