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不断向城市转移,形成了转型时期中国特殊且重要的“农民工现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逐渐成为市民化的主体。而稳定的经济收入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关键和基础,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农民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使用社会资本的惯习。而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也将这种惯习从传统农业社会带到了工商业社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也较好的扮演了传递就业信息的角色。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机制,也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非正式制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就使用社会资本寻职的农民工特征,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RUMIC2009)”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农民工个人特征对农民工使用社会资本的影响,并据此验证了农民工使用社会资本过程中“自我选择”问题的存在;为了处理由“自我选择”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OLS)的基础上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SRM)探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另外,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本文在代际差异视角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新老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主要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路径,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对来说,那些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存量和较小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使用社会资本寻找工作,而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对其寻职路径没有影响;第二,对于全体农民工而言,选择使用社会资本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获得了较随机样本更高的工资;第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其中社会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出了负强化作用,并且社会资本部分通过影响农民工工作特征而对其工资间接产生影响,因此不使用社会资本反而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而社会资本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出了积极影响,选择使用社会资本的老一代农民工获得了超过平均水准的工资收入;第四,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以“春节拜年网规模”做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了上述结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积极影响主要集中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反而具有负强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