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深受“重士轻工”思想的影响，“工”是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工匠之艺往往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受重视。因此，在那个时代，既掌握工匠技艺，又具有“士人”秉性，并且能够被称之为“哲匠”的人自然是少之又少，但这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条非常重要的隐性线索，且还在时断时续着。然而，今天建筑学面临的现实是，设计者都几乎与现场的建造无关，和工匠们的沟通讨论也近乎没有。工匠在现场的工作，就是按他们在办公室画完的图纸完成建造，设计者的“道”和匠人的“技”之间除了这一纸蓝图作为媒介物，就不存在关于材料和构造的任何追问和探寻。“道技相分”的这种现行体系，使得那种传统意义上追求“自然之道”的建造法，也必将面临终结的归宿。　　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建造法，存在于活着的工匠体系里，存在于依赖手作的经验中，存在于“士人”和“匠人”的相互协作，甚至彼此合而为一的劳作实践中。它所追求的重返自然的“哲匠”观，则根植于我们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淀，来源于我们最原本的乡土山川，可是它却属于一种几乎快要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原型出自于地域性的文化根源和日常化的营造经验，而不是出自于所谓的以正统建筑学为代表的文化象征主义。　　在西方的建筑理论及实践中，建造问题一直是传统建筑学中的一个基本议题，伴随着材料、力学、技术和工艺等因素的发展，形成了自身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这一背景下，以“建造的诗学”为核心的西方建构学理论，在引入国内的本土化过程中却往往被简化为“对建筑结构的忠实体现和对建造逻辑的清晰表达”这样的一种评判标准，这一点无论是在其理论框架的内涵或外延上，都有断章取义和教条化的倾向，那么到底什么是建构学不可缩减的内核？与其沉浸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不甚清楚的价值判断之上，倒不如关注于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真实建造为对象的工法探究，以工法的角度展开研究性的思辨，是我们能够得以摆脱以一种主义替换另一种主义的思想游戏，回到建造的内在逻辑，回到材料、做法、工艺、构造、节点等等的具体问题中去展开自足性的讨论。　　王澍教授自2006年提出重建一种中国当代本土建筑学的基本观念以来，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试图重新唤醒这种以重返自然的“哲匠”观为特征的思想体系及其背后方法论的具体含义。本文选取王澍教授获得普利策克奖后建成的两个代表性作品“水岸山居”和“富春山馆”作为基础资料，对围护墙体的夯筑方法、屋顶轻型钢木混编结构、“织理性”的石砌技艺和用作饰面的混凝土浇筑工艺等等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建造工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此展开带有建构学思辨特征的探讨和论述。　　而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面向本土的建构学的救赎策略，如此，我们将有可能做到，既不是对教条化的建构文化毫无批判性的拥抱，也不是对某个封闭的、超验的建构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深入到一种面对自然的、“哲匠”合一的、具体而微的建造中去，构建一个充满劳作诗意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