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比较两种不同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和与之相应的国家认同观的基础上,选取近代史上的一个片段——辛亥前后从“革命排满”到“五族共和”的政治转向——楔入,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行政单元”、“朝圣之旅”等概念,通过探究这一政治转向的原因,重点分析清末民初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政治条件,试图由此为探寻合理有效的国家认同之路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欧洲民族国家建构产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以西欧为代表的原生内驱型、政治主导的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根本目标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建设和以中东欧为典型的刺激后发型、文化主导的以追求独立、统一、富强为要旨的族群共同体打造。而中国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在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兼具二者的面向。中国虽然很早具备了政治型民族国家形成的某些必要因素——建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基础上由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的相对稳定的“行政单元”,但是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中国又是一个多族群并存、疆界模糊的文化共同体,再加上过度强大的专制皇权、法治传统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并未能自主走上政治型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是在外来冲击下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开启的,所以最初走上了一条中东欧式的文化族群共同体建构之路。既然文化族群共同体的构建是以文化为主导的,那么关于共同体的“想象”就必须从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清朝是由边疆少数族群入主中原建立的中央王朝,原本具有迥异与汉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经过两百余年的共处和交流,满族在本质上已经融入中国,但是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却未及塑造。更重要的是,由于统治者刻意的制度安排,导致满族自我区隔为一个享有诸多特权的特殊政治集团。这种政治隔阂勾起了世人的历史文化记忆,引发对满族中国人身份的质疑。于是,革命党人和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学说后进行民族想象时将满族排除在外,喊出了“革命排满”的响亮口号,试图推翻所谓的满洲统治者,建立一个汉民族的单一族群国家。实际上,清朝并非是由满人单一族群统治,很多汉族士人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当中,加入作为世俗朝圣的仕途之旅。在大多汉族士人和官僚的民族国家想象中满、汉都是涵盖在内的。辛亥革命爆发,南北和议之后,清帝退位,满清统治终结,各地政权大多落入原汉族官僚和士人手中。满族不再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满汉之间的隔阂自然消除,“革命排满”的情绪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得以平息。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以建立宪政共和为根本目的。中国早已形成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必备条件的“行政单元”,而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持续努力尤其是清末在边疆建省的重大举措,“行政单元”已经大致覆盖全部国土,行政边界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此时,提出“五族共和”,力图超越族群界线,通过宪政法律建设构建政治型民族国家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