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并对农业生产、森林生态系统、人类健康及经济增长等多个领域产生了严重影响。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人类无法独善其身,通过全面合作来协同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气候援助被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以期对促进受援国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关注到了气候援助的碳排放效应,提出了待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气候援助是否真的能促进受援国实现碳减排?本文在清晰梳理气候援助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上,先对气候援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全面总结,然后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对气候援助的碳排放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再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气候援助的碳排放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气候援助发挥碳减排效应的双重减排机制,最后通过全球环境基金（GEF）对华援助的案例分析就气候援助的碳减排实践展开讨论,进而为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利用气候援助和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有益启示。本文具体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对相关研究背景、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包括清晰界定气候援助的概念、回顾对外援助的经典理论、梳理对外援助环境效应的研究历程以及厘清一国或地区碳排放的不同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为国际气候援助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主要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分析气候援助的总体援助趋势、地区及部门分布特征和重点实施领域。第四部分为国际气候援助碳排放效应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考虑气候援助、生产最优化和最优碳排放约束量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受援国碳排放水平如何随气候援助的变化而变化。第五部分为国际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1980-2014年77个受援国的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特征进行考察。第六部分为国际气候援助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机制分析,提出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具有双重减排效应的内在机制,然后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气候援助作用于受援国碳排放的直接减排效应和间接减排效应进行经验检验。第七部分为以GEF为例,分析对华气候援助的碳排放效应。最后的第八部分对各章得到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启示,并根据本文的不足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具体如下:第一,气候援助主要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方面,且两方面气候援助在总体援助趋势、分布特征和主要实施领域等方面存在异同。（1）在总体援助趋势方面,减缓性和适应性气候援助规模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且都主要流入了非洲、亚洲及美洲地区,以及中低收入、最不发达国家。（2）在主要实施领域方面,减缓性气候援助主要分布于能源、交通运输、建筑、工业等六个部门,通过推广CCS、BECCS等低碳技术,以及太阳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来提升受援国的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以及促进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等;适应性气候援助则主要分布于水资源、海岸带、农业和林业等领域,通过实施相关修复措施、建立自然灾害预警系统等来提升受援国应对实际的或预期的气候变化的能力。（3）气候援助的来源渠道呈现出由公共到私人、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同时面临推动发达国家落实中长期援助资金计划等重大挑战。第二,从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来看,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的碳排放存在减排效应。具体表现为:（1）通过无气候援助和有气候援助下均衡结果的比较静态分析可知,相对于无援助的国家,开放经济情形下有援助的国家碳排放水平较低,即气候援助有助于降低碳排放。（2）在有气候援助的前提下,无论是封闭经济情形还是开放经济情形,受援国的碳排放水平随气候援助的增加而降低。（3）气候援助的碳减排效应还会随着受援国工资水平的提升呈减弱趋势,随环保技术水平的提升呈增强趋势。第三,从77个受援国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1）气候援助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受援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即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2）在不同碳排放水平下,根据面板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可得,气候援助碳排放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表现为:一定范围内,气候援助发挥出了预期的减排效应,且随着分位点由低端向较高端移动,该减排效应会逐渐增强。（3）在不同收入水平下,气候援助碳排放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气候援助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均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上述实证分析所得气候援助存在碳减排效应的结论,是对理论分析结论的经验验证。（4）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收入水平与受援国碳排放的关系符合EKC假说,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均显著地加剧了受援国碳排放,城镇化水平对受援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第四,气候援助对受援国碳排放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减排机制,且该影响机制能够得到现实气候援助发展的经验支持。具体来看,（1）气候援助可通过微观项目的减排监测和增加受援国减排资源等途径,对受援国碳排放产生直接减排效应;还可通过清洁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以及通过灰色技术提升能源效率,进而对受援国碳排放产生间接减排效应。（2）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及其稳健性检验结果,直接减排效应存在且显著,以及能源结构在气候援助发挥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间接减排效应得以验证。此外,能源效率在气候援助发挥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未发挥出中介作用。（3）能源结构能够发挥中介作用的原因与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的快速增长等因素有关,而能源效率未发挥出中介作用的原因与受援国能源消费情况、技术水平等有关。第五,GEF对华气候援助能够发挥出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从已顺利完成的32个GEF对华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来看,基本每个项目都具有较好的减排效果。其中,针对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领域的相关援助项目的减排效果较为突出,而该行业也是援助项目分布最多的行业。进一步地,三个典型气候援助项目的案例分析再次反映出GEF对华气候援助的碳减排效应。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和TNA项目分别通过促进中国能源结构优化、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改进相关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三方面来帮助中国实现碳减排。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全球范围和中国两个维度,为更好地利用气候援助和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分别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对全球的启示,包括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承诺、重视气候援助流向减排潜力相对较大的国家及地区、受援国构建低碳能源体系等内容。对中国的启示,分别从受援国和援助国两个方面得到相关启示,包括进一步吸收双边及多边机构的气候援助、利用多渠道资金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强化气候变化技术从吸收向输出的转变等内容。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将气候援助纳入到一般均衡模型中,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考察了气候援助的碳排放效应问题。其二,将双边减缓性气候援助作为气候援助的代理变量,不仅对气候援助的碳减排效应进行了经验验证,还揭示出了不同碳排放水平和收入水平下碳排放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其三,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气候援助的双重减排机制进行了经验验证,发现在气候援助发挥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能源结构产生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能源效率并未发挥出显著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