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西方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中，从股利政策被管理层利用来传递公司盈利状况和盈利能力的角度对股利政策进行阐释的股利信号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还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功能，这些实证研究既从不同角度支持了股利信号理论，又通过发现和解释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和现象推动着股利信号理论的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国内学者也开始利用股利信号理论、借鉴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对中国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在各方面的特殊性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另外，近几年来我国股票市场环境、监管规范和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方式、支付水平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股权分置”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使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变革。新的背景、新的问题赋予本文选题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导论，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阐释研究的思路、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对股利信号理论和模型进行了专题回顾和总结。股利信号理论是在“股利无关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股利政策能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管理层拥有的关于公司盈利状况和盈利能力方面的优势信息，从而能够降低管理层和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之后文章介绍了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股利信号模型，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可以而且有意愿通过调节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其经营前景的信息。模型的建立使股利信号理论变得更加科学严谨。本章还运用股利信号理论和模型对不同股利支付形式所可能传递的信息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现金股利是最理想、最可靠的信号工具;股份回购也能作为信号传递工具，但由于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因而在现实中使用的较少;股票股利和股票拆细也是实践中重要的股利支付形式，但与现金股利相比，传递的信号比较模糊。本章最后还对我国上市公司经常采用的几种股利支付形式进行了简要分析，初步认为在特殊的背景下，这几种股利支付形式传递的信息量可能极为有限。　　第三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股利信号的实证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进行了介绍。概括起来，国外学者利用符号检验、回归检验、累计超常收益分析、内部交易量检验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方法主要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股利变动是否引起股价变动;股利变动与盈利变动的关系;股利变动传递的是未来业绩信息还是历史业绩信息;股利变动是否导致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预期进行修正;管理层是否在有意识地利用股利政策传递信号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非预期股利变动能够引起股价变动，并且管理层在有意识地利用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信息（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市场分析师也会根据股利变动来调整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但是有关未来业绩和股利变动关系的证据比较弱，虽然大部分实证支持股利变动传递未来业绩的信息，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争议。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股利变动能够带来超额收益，即能引起股利变动，说明股利政策在我国也能传递一定的信息;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动更多传递的是历史业绩信息，不传递或较少传递未来业绩变化的信息。　　第四章采用我国上市公司1997年-2004年的现金股利和盈利数据，分别利用每股收益和资产收益率作盈利指标，对股利变动与未来盈利变动正相关和股利变动与当期盈利正相关两个假设进行符号测试及回归检验。结果发现:现金股利支付连续性不强但支付水平较高;股利变化几乎不传递未来盈利能力方面的信息，只传递了少量当前盈利状况的信息;特别关注的股利首发和停发事件并未反映明显的盈利变动;近几年来，我国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功能没有明显增强的迹象。　　第五章首先对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既没有被重视，更在特殊的背景下遭到了扭曲，股利政策往往成为了一种配合公司融资政策甚至内幕交易的附属工具。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我国特殊且不合理的股权状况。我国正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因此这一根本制度障碍即将消除。但是，根据西方成熟的理论和经验，要使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功能得到有效发挥，还必须做好很多工作。比如为保证管理层传递真实的信息并使成功企业的信号不会被不成功的企业所模仿，必须:完善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制度;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加快经理人选拔的市场化进程;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信息中介的信用水平和执业水准;科学调整不同股利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的税收负担;改进不同股利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的会计规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培育有实力、有信誉的机构投资者群体等。另外，本文还建议，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利用股利政策进行信息传递时，应尽可能与其它的信号手段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论文首次进行:1、对不同股利支付形式可能传递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2、采用更新和更全面的样本数据，利用两种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这考虑到了管理层在制定股利政策和市场在解读股利政策时，对公司盈利状况和盈利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所可能存在的不同取向;3、强调关注首次发行和停发这种较为显著的股利变动传递的信息内容。　　论文不足之处:1、论文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以现金股利这种形式为研究对象，而对股票股利等在我国存在的其它股利或准股利分配形式分析不足;2、仅指出了股利变动受到当期盈利状况的制约，而没有深入研究形成这种制约的程度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