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是京派发现,培养的一批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并因其小说创作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两方面的成就成为后期京派的重要成员。但是,对于其文学活动与京派的关系,研究者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以钱理群,吴福辉为代表的研究者没有把“关系”作为独立问题,萧乾全部的文学活动都被视为京派的组成部分。以王嘉良为代表的研究者则重视作家本人有关京派的观念,将萧乾划为“人生派”作家,或认为他是“独特的京派作家”。杨义则指出,萧乾与京派的关系存在一个“走进”、“走出”的过程,其中心是对艺术个性的真诚。萧乾本人也多次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早期,他倾向于认为“京派”不是一个有概括力的名词,后来,他指出京派分为前期与后期,当他开始写作时,京派已进入后期阶段。事实上,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将萧乾的全部小说纳入“京派”范围,则要承担将京派文学特征过分扩大以致无法把握的危险；而如果分离处理为“人生派”,则又不能解释其部分作品明显的京派特质,以及后期京派骨干对他的赞赏信任。另外,萧乾的副刊编辑的新特点对京派的价值也没有被充分认识。本文将以研究萧乾与京派关系为目的,具体讨论其小说,副刊编辑的史实与特质。提出如下观点：在小说创作方面萧乾是得到后期京派扶持的同路人,但他最有个性特点的作品在如何把握与时局的距离,以及世态讽刺与控诉的区分方面越过了京派的边界,应该在京派以外进行独立认识与研究。其副刊编辑继承了京派的优良传统,并且把自己比较系统的新闻学与编辑出版知识付诸实践,充分发挥了大公报的优势,堪称干将。大体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萧乾与京派的关系出现调整,但在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理念层面上仍紧密联系。行文将以萧乾进入京派,在其中发挥显著作用,与京派关系出现调整为线索,具体分析其过程与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