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西、贵州三省区(粤桂黔)充分发挥广东沿海、广西沿边、贵州西南内陆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共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但三省经济发展差距巨大、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地区间利用高铁重塑空间效应,形成互补性产业网络、协调性职能分工体系以及区域发展共同体的难度巨大,成为研究高铁突破核心—边缘、衔接沿海—沿边—内陆开放区的典型案例。探讨高铁对沿线地区异质性产业空间集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对指导于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处理好区际分工与各地区产业升级的关系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与理论整理,总结高铁对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理。采用可达性评价高铁空间压缩效应,运用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指标衡量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绩效,发现粤桂黔地区高铁有效联通各层级核心区,与经济、人口、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发展层次存在明显空间耦合关系,可达性越好的地区产业集聚规模越大、产业结构优化越好。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双重差分、半变系数等模型实证分析高铁一般性效应和跨省高铁政策效应对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1)粤桂黔三省(区)跨省高铁政策效应显著不利于区域制造业集聚、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质量高级化;(2)高铁一般性效应对异质性产业集聚影响存在差异,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且此类影响因地区而异。从整体看:高铁开通对三省(区)的第一产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无显著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因高铁开通出现明显的空间分散趋势。此外,高铁一般性效应对粤桂黔产业结构质量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产业结构数量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从分地区看:高铁一般性效应对粤桂黔产业集聚的影响与各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路径依赖有关,沿线各地区会借助高铁继续强化其产业基础好的产业,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主要推动各级核心区产业协同与产业质量高级化,以及中小城市产业结构数量高级化。(3)高铁带来的一般性影响与突破核心—边缘结构的跨省高铁政策效应对产业空间结构演化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异,两者对粤桂黔产业合理化、产业结构数量高级化的影响都为负,但前者对第一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质量高级化影响为负,对制造业集聚影响为正,后者反之。基于以上,对粤桂黔三省如何利用高铁、高铁经济带战略构建跨省协同发展共同体,以及沿线各节点如何处理好区域分工与地区产业结构高优化关系,融入高铁经济带战略,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