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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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居民的生活服务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数字技术与生活服务的融合提升了服务的多样性和可达性,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然而目前居民生活服务水平因地而异,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也还不够深入。因此,测度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并进行省市间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以发现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的差异,寻找在提升和改善时应注意的主要方面,对切实提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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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居民的生活服务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数字技术与生活服务的融合提升了服务的多样性和可达性,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然而目前居民生活服务水平因地而异,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也还不够深入。因此,测度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并进行省市间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以发现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的差异,寻找在提升和改善时应注意的主要方面,对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中东部地区16个省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从数字化生活服务、数字化基础服务和数字化服务新业态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测算出我国中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省市以及区域之间的对比分析。针对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对其进行空间效应的研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及效应分解。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区域上看,南部区域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平均水平高于北部区域。北部区域呈现出单核驱动发展态势,南部区域呈现出多核驱动发展态势。(2)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水平高的省市与水平低的省市间差异较大,且大部分城市未达到平均水平。(3)我国中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综合指数在研究期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4)在空间杜宾模型中,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数字金融、生活消费和城乡建设的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产业结构、数字金融和生活消费的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显著。其中,产业结构和生活消费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则对周边地区生活服务数字化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与数字金融的总效应尚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区域和省市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南部区域应注重省市以及区域间的合作,北部区域应注重资源的合理分配调度;各省市之间要加大合作的力度,政府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完善居民生活服务数字化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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