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巨匠,其一生于散文创作用力甚勤,存世各体散文作品四千二百余篇。其中议论文章地位尤为突出,在当时即广受推崇,时人王辟之即称之曰:“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而在其议论文章中尤以论体文最具代表性,但是,现今学界对于苏轼的论体文不够重视,研究局限于部分名篇,和其中以论史为内容的史论文,忽视了对其论体文的整体考察,以及对其论体文中的思想内涵,和其论体文创作内部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苏轼论体文创作的阶段性为主线,从其不同创作阶段的主要特征入手,重点考察了其早年论体文的思想内涵,人生中段论体文创作的薄弱现象,及其晚年史论的特点等问题。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主要界定了“论体文”的概念。论体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论体文即论说文,是古代议论说理类文章的总称。而狭义的论体文是论说文的一个子文体,即论说文分类中的“论”一体,这是由于古人对于论体文章的分类不仅考虑了内容方面的区别,往往又因题名和写作的角度分体,因此,后来就把论又只视为整个论说文中的一体。而本文所论之“论体文”即为狭义的论体文。本文将论体文与说、策、辩、议、评等议论性文体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论体文不同于其他议论性文体的特征,并最终将论体文定义为:能够独立成篇,论点明确,论证充分,且可以以“论”名篇的单篇散文。第二节中主要介绍了苏轼论体文的创作情况,并将其论体文的创作时间进行了简单编年,较为直观的显现出苏轼论体文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即苏轼的论体文创作,集中在他早年的未仕和初仕阶段,以及其晚年远谪儋州之后两个时期。第二、三章集中论述了苏轼早年论体文中体现的其早期思想价值观念。其中第二章着重分析了苏轼早年的思想,复分两节:第一节论述了苏轼的仁德忠厚思想,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他一生遵循的“民本”思想的基础。苏轼早年的仁德忠厚思想,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为政“忠厚”观念,以及道德规范层面上对“礼”的重视和尊行。而这些思想是依托于其早年的应试论文创作来阐释的,故本节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苏轼应试论文的分析上。本章的第二节,分别研究了苏轼三篇《中庸论》的内涵及其思想外延。首先,苏轼在《中庸论》三篇中,将《中庸》的主要思想提炼为“诚明之所入”,“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君子之中庸”三点,分别加以论述。其次,论述了其由《中庸》原意衍生出的自身观点:“慎乎其始”观念(这一观念表现在政治变革方面,即为其“慎变”主张);“人情”观点;“居晦以御明,居阴以御阳”的君子之中庸。此三篇《中庸论》是苏轼结合自身的理解,对《中庸》原文思想的再阐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庸》的思想外延,并且,《中庸论》三篇也是苏轼对自己早年儒学思想的集中阐释,是其早期思想成熟的标志。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苏轼早年的“人臣观”。与其早年思想相运而生,苏轼在入仕之前,便对“人臣”形成了一种先验的认识,对于这一认识,苏轼在其早年的史论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苏轼对“人臣之资”的阐述。他认为为人臣者,不仅要具有才德,更应具备高世之气节。其次,苏轼的“人臣观”并非是抽象的观点、认识的阐述,而是考虑到操作层面的,所以苏轼从大臣与君上的关系,以及君子与朝中小人的关系两点为基础,阐述了其为臣之道。第四章亦由两节构成:第一节通过对苏轼人生经历的梳理,讨论了苏轼人生中段,论体文创作薄弱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政治和文学发展两方面因素引起的。政治方面来讲,主要表现在:仕途顺利之时,公文写作和公务实践分担了论体文议论时政的功能,客观上导致了论体文创作的止歇;仕途受挫时期,迫于政治的压力和对议论性文字的忌惮心理,导致了以论体文为代表的议论性文章的减少。文学发展对于论体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诗词等审美性文学的大量创作,压缩了论体文等应用性文字的创作时间;其次,咏史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词的大量出现,也压缩了论体文的创作空间。第二节主要论述了苏轼晚年史论文的特点。本节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抓住其晚年之“史实先行”和早年之“议论先行”的差异,对苏轼晚年史论与其早年史论作了比较,得到三点不同:一是文章结构上的不同;二是议论着力点的不同;三为文章风格上存在些许差异。可见,苏轼的史论文虽然在史论史上,形成了其不同于别家的独特风格,但是,其史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呈现出一定的变化的,应该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