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逆全球化”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日两国在制造业领域迎来合作新机遇,因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中日两国制造业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日投入产出数据,比较研究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中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通过比较影响机制的异同,能够更全面分析出中国制造业相比于日本制造业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一定理论支撑,为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理论基础部分从专业化分工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三个方面解释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通过对中日两国制造业生产性服务投入规模、投入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性服务投入量大幅上升,而日本则呈波动趋势,变化幅度不大;日本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显著高于中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显著上升,而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子技术进步均下降,分解因子技术效率小幅上升。本文采用系统GMM法实证研究了中日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同时也考察了贸易开放度、研发投入、人均固定资产和制造业总产值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2)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来自提升技术效率,而对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则来自抑制技术进步:(3)中日两国制造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是促进技术进步。结合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得出结论:(1)日本制造业产能有限且服务化水平高,当产量大于效率最优值以后,增加制造业生产性服务投入会抑制技术进步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主要作用是优化技术效率,目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是技术效率优化,而日本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则是技术进步;(3)生产性服务投入作为一种高级要素投入能够起到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来自制造业本身。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打造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拓展专业化人才培养渠道和深化内需市场开发五个方面为中国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