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2000)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诗人。像许多诗人一样,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的翻译家。在从事著译活动的六十多年里,他在创作、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和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成就足以让我国文学界与翻译界引以为傲。卞之琳的文学生涯以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起点。上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大学还未毕业就开始进行文学译介活动。他翻译有小说、诗歌、小品文、传记、戏剧、随笔等体裁形式的作品,而且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他的译诗集《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诗体翻译,它们在翻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翻译,他还写了不少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及翻译研究的论文,并在译文前言、序文中论及翻译问题,表明自己的翻译观,对相关作家、作品进行介绍、评述。卞之琳的译介事业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学界对他作为翻译家的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与他的翻译成就很不相称。鉴于此,本文在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翻译家卞之琳研究”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运用哲学、翻译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他的译介事业进行较为全面、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与研究,以凸显他作为一个成熟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方面卓越的成就,让读者对他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选取卞之琳译介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进行评述,下篇着意于卞之琳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的探讨。上下两篇由若干章节组成,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引言首先概述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主要是“五四”以来中国对外国文化的介绍与引进,描述和考察卞之琳从事翻译活动的文化背景,为了解卞之琳翻译动机、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翻译行为和价值取向提供必要的背景参照。接着概括性地介绍卞之琳的翻译生涯,展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贡献,使读者对作为翻译家的卞之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最后对卞之琳研究的历史情况和现状进行综述,指出有关卞之琳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所在,为论文主体部分的展开提供必要的铺垫,使读者对论文论述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论文上篇由三章构成。在引言部分对卞之琳的译介活动作全景扫描的基础上,本篇对他一些重要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进行聚焦特写,展示其译介与创作之间的互动、互为促进的关系以及译介活动对卞之琳思想与创作的影响。第一章探讨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的互补关系。卞之琳的译诗中有不少爱情诗,而他的诗歌创作却以智性为主,很少涉及爱情题材。他是一位性格内敛的诗人,不愿在诗歌创作中表露自己的私人感情,内敛的性格使他仅有的几首爱情诗写得非常含蓄、克制。于是,他寄情于译诗,在译诗中释放自己的情感。在他翻译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情感的充分舒展。其译诗在展示他情感上的心路历程方面,是对他诗歌创作的一种补充。第二章探讨卞之琳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卞之琳1954年开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与研究,至1988年卞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与《莎士比亚悲剧论痕》的最终出版,历时34年。什么原因促成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研究,他对莎翁研究的哲学立场及时代特征如何,本章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本章还在阐述莎士比亚剧本重译现象的基础上,展开对卞之琳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翻译的分析探讨,指出卞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有别于朱生豪散文体译本的经典诗体译本；同时指出卞之琳能用诗体形式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能将它们翻译得节奏鲜明、诗意盎然,与他的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才能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诗人天才与素养,对于他用诗体形式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取得良好效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探讨卞之琳对纪德作品的译介以及纪德对他思想与创作的影响。卞之琳阅读、翻译纪德,撰文探讨纪德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创作特色,并吸纳他的思想与艺术精髓,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通过作品显现出来。对纪德的译介与研究,使纪德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技巧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思想轨迹和人生道路上。论文下篇也由三章构成,分析研究了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本篇对散见于卞之琳的论文、前言、序文中的主要的翻译思想进行归纳,加以阐述。通过实例分析的方法对其代表性译作展开探讨,揭示出他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第一章探讨卞之琳的翻译思想与翻译艺术。卞之琳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要“亦步亦趋、存形求神”,对过于“达”、“雅”而有失于“信”的译文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翻译就是“译”,不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与原作相当。他强调译者要灵活运用本国语言的所有长处,充分利用和发掘它的韧性和潜力,在语言运用上要富有创造性。他的翻译理论自成一派,对我国的翻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译作充分体现了他的以“信”为主的翻译思想,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达原文之所达,雅原文之所雅,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第二章从卞之琳白话格律体译诗形式、原诗格律的忠实传达和原诗意象的忠实再现三方面探讨了卞之琳的诗歌翻译。卞之琳主张选择白话格律体翻译诗歌,这一选择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与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合理的文体选择。白话格律体译诗与西方诗人讲究格律、主张用口语体创作诗歌不谋而和,因而卞译诗歌很好地再现了原诗文体风格,同时也完美展现了白话格律体译诗的音乐美和“极炼如不炼”的本色美。他还采取“以顿代步”的方法传达原诗格律,在原诗音韵、意象的传译上遵循以“信”为主的翻译思想,同时又根据需要,灵活地对原诗形式作相应的变通。他的诗歌翻译是他翻译思想的生动体现。第三章探讨卞之琳如何对待译事活动中两个重要的约束因素——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卞之琳把原文作者摆在译者理解原语文本、创造译语文本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表现出对原作者的极大忠诚。同时,他没有因强调原作者的核心地位而否认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他在理解原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用最接近于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将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忠实准确地再现出来。在动笔翻译时,卞之琳还往往会预计或设定译文的读者群类。他心目中的潜在读者包括一般读者和知识分子。他设定的读者一般具有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理解力与阅读力,容易接受新知识、新观念,能通过译本与原作者对话交流,从而感悟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语言特色。因此,他尽量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忠实传递出来,向读者原汁原味地展示异域文化,让他们自己更为直观地感受、理解并接受外国的文化观念、知识体系和表现形式。对于一般读者,他不是迁就、迎合,而是引导,让读者在与原作者不断的对话中不断地获得领悟,以提升他们的期待视野,使他们的阅读欣赏水平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结语”部分阐述了卞之琳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与新诗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展示其翻译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然后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总之,本文对卞之琳的译介事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了认真梳理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是运用译介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翻译理论对“翻译家卞之琳研究”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本研究探讨了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及译介特色,论述了卞之琳对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及中国新诗发展的贡献,阐明了卞之琳的创作世界和翻译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拓宽了卞之琳研究视野,为翻译家卞之琳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