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历史悠久、绵延至今。关于隐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隐喻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将隐喻视作是一种具有美文功能的修辞格。其间尽管有学者提倡将隐喻从修辞格研究转向人的认知思维研究,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才正式揭开了认知隐喻研究的序幕。此后,世界范围内,隐喻及隐喻翻译的认知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引发了国内外民众的关注。习近平主席在政治话语中善于使用贴近百姓、平易近人的中国特色隐喻,这些极具中国元素的隐喻在特定场合下发挥了哪些功能,如何向不熟悉中国文化与认知思维习惯的西方读者准确地传达中国特色隐喻的涵义,以更好地满足他们对于了解中国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阅读期待,值得深思与探讨。不同于汉语修辞学对辞格美文的研究,西方修辞学(rhetoric)关注修辞者与修辞受众之间的“成功劝说”和“有效交流”。在全球化时代下,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话语交流成为必不可少的沟通手段。然而,由于中西方话语表达方式存在的差异,沟通交流中难免出现障碍与误解,西方修辞学为消除误解、诱发合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与实践策略。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西方修辞学的核心理论解读中国特色隐喻的修辞功能及其英译策略所体现的译者修辞意识,选取2017年11月发布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中英文本为语料,对书中的中国特色隐喻及其英译策略进行分析与探究。本研究的基本结论为,习近平话语中使用的中国特色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朴实无华、兼具劝说性与亲近性的修辞话语,在治国理政的重要场合下发挥着引导民众认知、建构政治论题、激发大众情感以及建构社会现实等四个方面的修辞功能。然而,不同于针对国内受众接受并贯彻落实习近平政治思想理念的劝说目的,该书的英译本更多地发挥了对外有效交流的作用。为了将习近平的政治思想、策略与倡议传播到世界各国,满足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领导人思想的了解和阅读期待,作为修辞者的译者充分调动修辞意识,在翻译中国特色隐喻时顺应形势、因势而动,体现在以下四个翻译策略:(1)保留始源域直译中西方共享认知体验的隐喻;(2)将始源域替换为贴近西方受众的(隐喻)表达,以西释中,谋求认同;(3)省略始源域,辅之以对原文本的释义,消除障碍与误解,促进有效交流;(4)保留始源域并增加相关解释,促进交流的同时适当“施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