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近十年来“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战略在党和政府历次确立的工业化指导思想中贯穿始终，尤其是在2011年4月，工信部等部门提出“将节能减排作为两化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加快信息技术与环境友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节约技术的融合发展”，更是对两化融合在环境治理方面所要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的明确要求。但至今尚无文献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内在机理，有关两化融合与工业环境治理绩效的关系方面更是少有涉及。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内在机理及影响因素究竟怎样？如何对融合水平进行准确有效的测度？对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来说，重化工业化是否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经阶段？重化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生态环境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倘若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可避免，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是否可以作为破解重化工业化与环境保护两难困境的可选路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在未来时期中国工业绿色革命的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重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相关研究并取得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结论:
　　(1)本文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数学建模方法修正两化融合收敛趋同模型，构架基于外部环境要素的两化融合环境测度模型，揭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进程中的内外双重动力，并提出测度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有效方法。在2002-2010年间，中国两化融合环境正趋于缓慢改善，但各区域融合环境的改进速度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呈现“中间粗、两头尖”的纺锤形特征。各区域的两化融合质量均有所提升但差异呈扩大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两化融合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三大经济区，东北地区相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有着更高的融合质量，中部地区平均质量要略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2)本文介绍评述了著名的“重化工业化之辩”，基于统计分析证实当前阶段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重化工业化特征。本文选取八种工业污染排放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地区工业环境治理水平的指标，利用非参数Lowess方法实证重化工业化趋势会对生态平衡和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这也说明中国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存在着重化工业化与环境治理悖论:一方面，重化工业化时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重化工业化将会引致更多的工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为环境治理带来沉重的压力。
　　(3)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质量改进思想，讨论了两化融合引致的绿色技术创新，构建一个同时包括资源节约与环境质量改进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型。此外，还从两化融合与工业结构调整优化关系的视角解释两化融合对于传统产业的改进与促进新兴战略产业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增加两化融合技术研发支出可以实现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并且基于这种技术进步将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在产出增长的同时污染物排放减少的经济增长态势。重化工业化不仅对工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有着显著贡献，也具有推动两化融合的有利一面。计量实证表明两化融合因素对于工业污染排放和碳排放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在中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完全有可能依托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契机实现工业的绿色转型，走出重化工业化现状与环境治理绩效的两难困境。
　　(4)本文尝试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将两化融合和环境质量纳入到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探讨未来中国工业兴起绿色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传统工业实现绿色转型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工业绿色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强调未来应当依靠两化融合实现资源节约型增长并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水平，从而实现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02-2010年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的分析表明，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的不断提高，考虑两化融合和两种非期望产出后的省际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也随之提升，其中全国工业平均绿色效率值从0.805上升至0.875。这也证实了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程的推进，中国工业领域确实正经历着以高产出、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