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专注于东西方文明对于生死问题的不同理解,从生命组成、生死归宿、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三个核心层面,辨析二者的特点及其差异。进而以明末清初两大文明初次交锋的时间点为切入,通过文本解读,探讨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儒释道杂糅的宗教语境中,为经院哲学“向死而生”的生死观建构合理性的方式;同时,通过本土反教人士以及信教儒生的各种回应,考察中国人对其内蕴的宗教精神的理解程度。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力论述了作为中国本土思想主流的儒释道三家的生死态度。儒家的自然死亡观和强烈的入世情怀,道家对生死齐一的强调和“恶生乐死”的智慧以及佛教生死轮回,涅磐成佛的宗教精神构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生死观念的复杂语境。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为异质文化元素的输入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蕴含了对话、冲突和互补的可能。第二部分从介绍基督教生死观的核心概念——灵肉二分、原罪与救赎、赏善罚恶入手,展示其以回归上帝的绝对真理为生命终极价值的宗教本质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强调。通过与儒释道生死智慧的相互甄别,发现其在德性实现形式、客观社会道德训诫作用上的相似性以及本体论上的差异。基于对中国本土生死观的全面考察,利玛窦在传教著作《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中就二者合辙之处进行了大力阐发,建立了以宗教伦理精神吸引中国儒生的文本传统。文章最后一部分研究的是中国本面对于基督教生死观念三种不同反应。一方面,基督教用彼岸世界解释生命归宿的方式,造成了对佛教生命轮回学说的挑战,引发佛耶之间的护教论辩;另外一方面,儒耶在生死问题上的对话为士大夫打开了探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另一种维度,对耶教生死观报有好感的温和士人以及奉教人士,均在文本中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给予回应。前者通过分析《三山论学记》中叶向高与艾如略的问答,展示中西方生死观念冲突的核心以及解决途径。后者则以奉教人士的信仰深度为划分,分析李之藻、徐光启、张星曜、杨廷筠、朱宗元等教徒在生死观上的不同特点,证明了基督教生死观主要在宗教情感、道德律令两方面对中国教徒产生影响,乃至成为促使本土士大夫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发生转捩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