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起着重要的作用。私力救济的理论基础源于权利与权力的界分。自从国家出现后,救济就成为一种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并存体,因此,救济权一直由国家和私人来分享。在民法领域,权利和救济的关系存在着“权利先于救济”还是“救济先于权利”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的结果是大陆法系单一、封闭的救济体系与英美法系多元、开放的救济体系的并存。国家出现以后,私力救济始终在国家垄断救济权的阴影下生存,但是国家对救济权的垄断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态度,更取决于权利主体的自由选择。影响主体选择权行使的因素很多,其中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回避成为私力救济存在的直接依据。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私力救济的存在依赖于诸多因素,它与人性、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私力救济的构成性因素入手,有利于澄清人们对私力救济的误读。在救济体系中,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各有优劣,它们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在中国社会中,私力救济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具有同时存在的可能与必然,因此,在社会控制系统中,构筑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共治的理想模式具有极强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