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形成，源于便利而关键的水运枢纽位置，军事、经济、政治上的战略意义也因之而起。不仅如此，水运给天津带来的妈祖信仰，在国家话语认定和民间结社推动下，最终促成了天津皇会的发生。天津皇会根源于民间信仰需求，得益于国家话语与地方利益集团的认同，成长于民间结社，在多阶层共同建构下得以发展，与历史场域变化紧密关联，积淀了若干文化因素，是能够整体呈现当地社会事实的“标志性统领式”文化事象。如何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延续天津皇会的历史文脉，是其活态传承的关键问题。以今天看未来，天津皇会应该在历史长河中继续自己的文化积淀，而不应成为积淀之后的文化化石。　　本文借鉴刘铁梁教授所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范式，以“民俗主体论”、“民俗传承论”的视角，将文化内涵丰富的“天津皇会”作为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集体传承民俗事象，研究其民俗构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证社会转型与文化积淀对该民俗事象形成、传承与发展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标志性统领式”民俗事象的概念，对“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写作方法论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发展。　　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文化积淀是社群传承的必然，此二者能够形成关联，源于文化承载者利益的驱动。在身处不同阶层的文化承载者的利益驱动下，会形成基于社会结构的文化互动与话语权制约关系，进而形成推动社会文化事象发展的稳定规则。当这种规则伴随其所处社区，在历史纬度上同向前进，就会发生某些文化事象的持续积淀，最终形成笔者所提出的“标志性统领式”民俗文化事象。　　皇会是天津地区社会转型与文化积淀的硕果。皇会的当代重构与复兴，必须首先分析和认清当下的文化语境、社会语境，探讨皇会中有哪些民俗质、民俗素发生了更替或缺失。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时势权力”，是重建天津皇会结构、实现官民双轨和谐运行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