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已经反复验证过了: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尽管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贡献极大,却也面临不少的、不容忽视的困难和瓶颈。因此,为了实现保障“稳出口、促增长”并改善国际生存环境的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无法依然只聚焦于规模刺激和出口多元化,稳定出口贸易关系和促进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深化更有意义。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两个主题,将研究对象细化到制造业内部的27个行业,在与其他强国比较的基础上,将现有相关文献从两者测算(估计)方法和模型、影响因素、后向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条理化后,进行实证分析,并总结主要结论且提供政策建议,以期有所贡献。首先,基于进入成本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三阶段搜寻模型及其他原因来从理论上解释片段化的贸易关系出现的原因,再构建的五部门生产模型,用以探讨国际需求不足时生产成本增加、国际需求充足条件下要素数量增加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临界值,最后具体分析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的推进机制和压抑机制的可能路径。其次,依据2000-2014年27个细分行业十个制造业竞争力强国的CEPII-BACI数据库中HS(1992)下六分位产品层面的数据,采用非参数估计的、且有效处理掉多个时间段和左右删失问题后的K-M乘积限计量法,进行描述性统计,解析其中位生存时间,再基于国际比较,分别详细分析了11个行业整体高于他国、10个行业位居上游、6个行业位居中游的生存率估计结果。除再度验证了出口持续时间的负的时间依存性并存在门槛效应之外,还发现:在考察期内,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制造业不仅普遍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而且的生存率降幅大多较小。但是,饮料业、皮毛业、竹木业、家具业、非金业5个行业在出口初期(第一年至第四年)的风险率升幅超出80%,波动性很大。再次,利用拆分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得到我国2000-2014年的三大技术门类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及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标后,再与世界制造业强国、周边国家、新兴国家进行整体、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比较,发现:我国除电信业、烟草业之外的25个行业在振荡中逐渐深化;中等技术行业增速最髙,而低技术行业依然保持着发展潜力;整体的国际技术竞争力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尚可,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波动较大、落后于美德日,而且距离印度都甚远。这些都说明:在指标逐步深化演进的同时,仍有必要警惕我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危险趋势。最后,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的协整检验结果均拒绝了零假设后,剖析了国家市场治理制度的质量、市场化进程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三个重要的制度要素对于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系数。再以劳动力、资本、制度作为要素的约束条件,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系数,在进行“左删除”下的基准回归后,依次从根据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进行分组回归、根据经合组织技术分类进行分组回归、从“左右删截”角度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我国制造业的较为准确的经验数据。结果表明: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显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贸易依存度、人均工资、出口目的国人均GDP是正向的,而出口产品价格、垂直专业化率、出口总额则是负向的。但是,上述结果会因不同分组和“删截”处理方法而具有异质性。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建议:1.强化出口贸易关系的稳定程度,并适当激活原本不太活跃的出口贸易关系。2.合理优化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临界值,着力培育出口占比较小的成长期行业的产业后备军。3.引导企业适度整合成“龙头”和“领头羊”,激励其发挥技术革新的带动作用,刺激同行克服“技术创新惰性”。4.积极引导相关机构融合产业优势和地区优势,丰富金融中介种类,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产业发展,消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5.扶持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后向联系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媒介,高效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6.加大知识型人力资本、研发机构资本等培育力度,增强关键技术创新优势和新产品供给能力,协同推进创新效能的提升。7.逐步调整外资引进策略,优先引进急需的技术和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产业,引导外资适当嵌入本土研发活动,加速自主创新进程。8.通过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提高市场治理制度质量,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借新一轮“改革红利”的推动,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9.努力提高技术含量,适当运用渗透价格策略,积极参与各类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国际合作,消减出口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