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是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的重要工具,政策协同对治理效果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文献资料、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特尔菲等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等工具,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青少年是处于6或7—17或18岁之间,身体发育、智力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的人群。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是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旨在保证青少年群体享受基本体质健康服务、实现体质健康目标而制定的相关文件,主要类型有计划、规划、条例、决定和法律条文等,涉及到教育、体育、卫生、营养和休息等领域。政策协同是指不同政策的相关要素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程度,包含文本协同、制定主体协同和执行协同。(二)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协同分析框架包含政策目标(体质达标、活动开展、教育教学和行为习惯)和政策措施(政策落实、资源保障、项目设置、知识传授和环境安全)两个部分九个要素。(三)政策文本协同方面。1949-1966年间,政策目标中的教育教学、体质达标与行为习惯协同状况较好,体质达标与教育教学的协同状况最差,体质达标与活动开展不具有协同性。政策措施协同中,知识传授的协同状况最好,有关环境安全的协同度较低。1975-2014年间政策目标呈现明显的梯度性特征。政策措施中呈现知识传授、环境安全、资源保障之间的三角关系,有关知识传授的协同关系较好。政策措施中,政策落实与项目设置、项目设置与环境安全不具有协同性。(四)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方面。1949-1966年间和1975-2014年间政策协作网络密度呈现下降趋势。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和团中央等均属于核心政策主体。政策合作网络的凝聚力指数上升。政策合作网络的节点平均距离变大。国家体育总局在1975-2014年呈现结构洞特征。(五)政策执行协同方面。以协调议事制度为框架研究横向政策执行协同,发现协同执行形式以体育联席会议制度为主,协作领域单一;协同执行主体以教育部门为主,协作能力有限;协同执行方式以协调会议为主,协作流于形式;协同执行推进绩效较低,部门职责不清晰。纵向执行方面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个案,呈现了政策纵向执行中分级负责机制,揭示了政策价值方面动机与行为的逻辑差异;政策设计中普惠与竞争的思路;政策生产中实验和生产的内在联系;政策执行中控制与松动的特征。(六)发达国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实践极具启示意义。政策制定中强化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政策内容中强化营养与运动的协同作用;政策执行中关注多部门政策主体协同执行;政策实施中较为重视学校与社区的关联性。(七)政策文本协同的完善建议:政策领域上,科学认识不同要素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政策文本上,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文本质量。目标措施上,消解模糊性和清晰性的矛盾。政策类型上,强化综合型政策的运用。政策主体协同的完善建议:鉴于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复杂性,引导多部门政策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参与。发挥核心政策制定主体的带动作用。鼓励发挥专业智库对政策生产的建议功能。政策执行协同的完善建议:纵向执行而言,第一、强化中央政府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创新与探索。地方政府执行政策过程中自主性强化。横向协同而言,第一、大力强化地方政府体育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有效治理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执行的协同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