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文坛之时，葛翠琳就凭借清新、自然而又富于民族情调的童话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建国初的几年是葛翠琳童话创作的开始期。1953年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少女与蛇郎》，是葛翠琳的第一篇章话。此后她一口气写出了《雪梨树》、《野葡萄》、《采药女》、《雪娘》、《泪潭》《金花路》等童话，其中《野葡萄》是葛翠琳的童话代表作。葛翠琳对于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眷恋，在深厚的民族土壤中孕育出对于童话创作的热情，她的童话具有清新质朴的民间抒情韵味，可看作是“民族派”童话风格的代表。民间童话素材本身就带有浓郁的浪漫气息，是积极的、抒情的、超越现实的，保持着一种和谐、宁静的美学理想。葛翠琳善于从民间风情中点染出诗意来，她能够将抒情笔法与童话的幻想情节结合起来，这些幻想情节又带着鲜明的民间文学特色。葛翠琳的语言具有诗意美，突出地表现在童话中的景物描写上，在景物描写中注重保持童话原汁原味的民间意蕴，让诗意抒情与民俗特色交织在一起。用抒情的笔法书写女性的命运，创造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女性人物画廊，是葛翠琳民间抒情童话创作的一大贡献。葛翠琳笔下的女性形象很丰富，有女童形象、少女形象、母亲形象等。葛翠琳以自己所擅长的抒情笔法来塑造富有诗意的女性形象，作家将民族情调和抒情笔法相融合。葛翠琳民间抒情童话的另一特色，是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特别是对少女诗意情怀的书写，捕捉到青春懵懂的女孩那种喜悦、羞涩的生命感受，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含蓄委婉地表达出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完成的，在五四时期，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并没有对本土民间文学做出足够的梳理和开采。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环境逐渐稳定下来，儿童文学的创作就会重新回溯到民问文学那里，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民间童话改编与再创作的作家作品，葛翠琳的创作受到了特殊的外部环境影响。 文革结束之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十余年中，葛翠琳的童话创作进入了一个转折期。这一时期作家创作了很多中长篇童话，从内容到形式都做出了新的尝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反思、鞭挞文革时期的病态社会为主题的，带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倾向，诗意抒情成分在作品中明显削弱。1979年创作的童话《翻跟头的小木偶》，是一篇政治反思童话的力作，此外还有《进过天堂的孩子》、《最丑的美男儿》、《半边城》、《会飞的花孩儿》等。 葛翠琳将童话幻想与现实隐喻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如“翻跟头的小木偶”、“进过天堂的孩子”、“半边城”等等。大量运用了讽刺、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追求一种荒诞、滑稽又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葛翠琳采用了漫画式的手法来勾勒人物肖像，使得某一类人物隐藏的性格暴露出来，达到了讽刺的效果。作家还将闹剧的手法引入童话创作中，对于荒诞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反讽，也增加了童话滑稽可笑的艺术效果，对于后来“热闹派”童话的创作有着提示作用。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主题的表现过于直白化；幻想与现实生活贴得过近，成为文革现实的翻版；情节冗长拖沓；人物塑造脸谱化、沦为作家的传声筒，这些都带来了艺术上缺憾。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葛翠琳在创作中淡化了转折期那种鞭挞与批判的锋芒，重新回到了她所擅长的抒情童话的创作上来，这是作家在创作风格上的一次回归。葛翠琳注重童话中的教育主题，她坚信这是儿童文学作家所应肩负起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贯穿在葛翠琳的幼儿童话之中的是一种“爱的启蒙”，这种启蒙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融情于理、寓教于乐，让儿童在快乐地阅读中潜移默化地了解生活的道理。葛翠琳非常重视语言上的锤炼，精炼、准确、规范、生动是葛翠琳对于幼儿童话语言的要求。她创作童话多用短句，排比、反复的句式，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旋律感。叠声词、拟生词的运用形成听觉上的真实感，富有动感的词语易于记忆和模仿。葛翠琳的幼儿童话并不长于情节的设置，而是以新颖别致的构思取胜，童话中具有浓郁的诗意美，简练的语言勾勒出明快的图画。葛翠琳善于从细节中生发奇妙的幻想，来表达一种美好的情致，将诗化的意境带入到幻想中去，成一种审美的陶冶。作家的幼儿童话的语言诗意葱茏，无论是意境的营造还是童话的结构、表现形式，都体现出作家精心设置的诗的意蕴和旋律，能够与幼儿的情趣融合在一起。幼儿文学的语言应当具备画面感，由声音向画面的转换显得尤为重要。葛翠琳的童话将诗意美与画面美是交织在一起，诗情画意共同交融出了一种意境美。在童话创作中作家注重诗意抒情，表达对于生活的哲思，童话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葛翠琳笔下短小的幼儿童话无不是奇思妙想和诗情画意相结合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