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大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而上市企业持续的杠杆高企和债务负担备受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层、投资群体和广大学者们的关注。过高的杠杆率不仅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更会拖累整个宏观实体的投资、消费和研发创新,因此,合理并稳定有效地降低市场杠杆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去杠杆”和“稳杠杆”的前提在于理解企业内部资本结构的形成机制和对风险的调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我国整体市场杠杆率居高不下的现实情况,在对多种资本结构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在我国金融市场的适用性,讨论了企业风险变动与资本结构设计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构造出杠杆偏差变量,并探究了杠杆偏差与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性;最后进一步分析了杠杆偏差对于股票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相较于啄序理论（Myers和Majluf,1984）和市场时机理论（Baker和Wurgler,2002）,资本结构的动态权衡理论（Kraus和Litzenberger,1973;Miller,1977）更适用于我国金融市场。具体来说,本文发现,企业在风险增加后筹集外部资本时更有可能发行股票,而在风险减少后倾向于发行债务。同样地,企业在风险增加后更有可能通过回购债务来减少外部资本,而在风险减少后回购股权。因此,与风险下降的公司相比,经历过风险增加的公司的市场杠杆率在随后的一年中会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动态权衡理论所预测的是一致的。第二,在动态权衡理论框架下所构造的杠杆偏差变量能够有效的体现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特征,且杠杆偏差变量对于股票收益有着较强的解释作用。具有高杠杆偏差的股票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具低杠杆偏差的股票。通过投资组合分析,发现市场存在显著的杠杆偏差溢价现象。通过使用一系列横截面回归测试来检验杠杆偏差与股票回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已知的公司特征（如规模、账面市值比、动量）之后,杠杆偏差也具有预测股票未来收益的能力。第三,本文采用了4种方式来对股票的风险进行刻画:股票相对于市场波动的贝塔系数（β,即系统性风险）、历史收益的波动率（Ret VOL,过去36个月收益的标准差）、股票的特质波动率（IVOL,FF-3模型中残差的波动率）以及违约风险（Merton）。讨论了不同杠杆偏差水平下,风险与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公司的实际杠杆率高于设定的目标杠杆率时,企业的风险回报关系是正的,即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公司的实际杠杆率低于设定的目标杠杆率时,存在着稳健且显著的反向风险回报关系,即风险越大,平均收益反而越低。这与传统金融学中“风险越高,收益越大”的观点相违背,为行为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宽的新的视角。与以往研究相比较,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从研究方向上,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资本结构理论在我国金融市场的适用性,为动态权衡理论的重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杠杆偏差变量,清晰地提炼出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2）从研究方法上,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对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采用了“多样化”的方式,规避了Mitton（2022）所指出的实证研究方法phacking（P值操纵）现象,通过“设定检验”（specification checks）的方式,全面展示了风险变动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3）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对于杠杆偏差的度量基于前景理论中参考依赖偏好的理论框架。从过往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模型分析中创造了更有效的公式和方法,在看待杠杆偏差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异象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对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