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前，莱佛士发现新加坡时，只是个小渔村。由于新加坡先天优越地理位置及具有发展成为深水码头的条件，加上英国人有计划扩充势力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新加坡很快被纳入英国殖民地的版图。之后迅速发展成为转口贸易中心。当时卸载货物都集中在新加坡河两岸，这些辛劳的运货工作都全靠人力扛送。贸易发展开来造成人力缺乏，因此有许多中国移民为了谋生单身到新加坡充当苦力。生活虽苦，但因新加坡处于热带，生活相对简单，有些华人储够本钱开始经营小本生意，所以经常还能汇些钱回乡给家中老少。　　虽然经营香料与树胶有关生意的华裔商人都富裕了，但大部分南来谋生的中国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生活安顿下来后，便为教育事业操心，开始创办学校并从中国聘请教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有不少文人来到新加坡，他们包括吴得先、林学大、陈人浩、施香沱、陈景昭等。这些人都先后在学校或艺术学院任职，教育新加坡下一代华人。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明目张胆大举侵略中国，许多爱国艺术家纷纷南来新加坡举办筹赈抗日画展。绘画大师如徐悲鸿、刘海粟、司徒乔等都义不容辞为筹赈而鞠躬尽瘁。当时海外华人还心系中国，为抗日买了许多画，造成许多中国水墨画大师的作品落足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股价大涨至史无前例之价位，因此造就很多华裔富商。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大力支持画家，如黄曼士对徐悲鸿便是。在提高新加坡文化水平也尽心尽力，经常安排前来办画展的中国画家举办讲座及研讨会。在画家与华侨的合作下，画展筹得不少款额。可见抗日时期义卖中国水墨画的确达到了救国救难的目的，通过水墨画来赈灾难除了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间接提高新加坡的水墨画艺术水平。　　1949年后，中国因为政治取向与周遭国家有所不同，造成邦交断绝，包括新加坡在内，也与中国脱轨。1952年，四位新加坡画家一同到吝厘岛和印尼其他岛屿写生，他们就是刘抗、陈文希、钟泗宾和陈宗瑞。四位画家以南洋风景，人物，生活习惯为题材，融和中国水墨和西方绘画的技巧，开创了新加坡画坛所谓的“南洋风格”绘画。他们带动了新画风，后来许多画家如符致珊、林木化、潘正培等也都继承了这种南洋美术的形式和内容。这种形式和内容在当时的确有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从中国与西方世界脱轨直到经济改革向外开放这段时期，因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太方便直接交流的情况下，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中国人民与国外亲友来往的途径通常是选择以通商或文化交流为名。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比较严峻，但新加坡华人在这时候还能与中国亲友通信或作文化交流。中国人民表达友善或感激的方式往往是送上一幅水墨画，师生或朋友之间也常互赠自己或其他画家的作品，互相切磋艺术。这时的水墨画及其他不同艺术的社会功能有如一座无形的桥梁，紧紧联系着中新人民。在这期间中新画家交流较受局限，间接促使新加坡开创了另一局面，呈现了南洋风格的水墨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了，新加坡经济也率先起飞了，中新两地人民的交流更方便也更多样化。到新加坡开画展的中国水墨画家多如过江之鲫，一时蔚为风气。除了台湾和香港，这时新加坡华人也大量购买中国水墨画，无论是附庸风雅或当作投资，对改善中国艺术家及艺术圈内人士的生活多少都有些帮助。九十年代后，中国沿海经济起飞，取得的经济成就超越新加坡，导致中国水墨画开始回流。中国的崛起令许多西化的新加坡华人开始改观而痛下苦功恶补华文。这时教育专家发明了创意形象意识学习法，通过学习漫画与绘画来激发对华文的认识和兴趣，这时期水墨画的功能在于协助减轻学习华文的困难度及改变学习态度。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水墨画的社会角色是为了救国和救难。到了上世纪中期又因政治大气候的改变，水墨画的功能在于方便两国人民的感情交流。到了上世纪末，水墨画因其可用于减轻学习华文的难度及激励主动学习华文态度的特色，使其功能转变为增加学习华文兴趣的催化剂。在接近一个世纪的这段时间，水墨画除了继续保有它艺术上的内涵和美观之外，其社会功能及意义，却因环境改变及需要而呈现不同的角色。转入廿一世纪水墨画终于恢复自己原为“国粹”的面貌，通过许多热爱书画艺术的中国人四处高价收购而回归自己的祖国。不同的是水墨画的身价己今非昔比，而且炙手可热。　　五十年代新加坡开创的南洋风格水墨画，在新加坡艺术家努力耕耘下，将随着时代的转换而蜕变或甚至被另一风格取代。无论往那个方向发展，新加坡的水墨画会继续在海外发扬光大并对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