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规模问题历来都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自从国债诞生以来,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发债、国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并陆续形成了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及公共选择学派等几种有代表性的国债思想流派。当代经济学家基本认可谨慎发行、效率使用国债的原则,进而研究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探索国债规模控制在多大范围内不会引发危机是当代国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国内以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为标志性事件,国债发行数量及增速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时至2007年,在金融危机负面冲击持续肆虐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转而实施积极型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融资,导致近三年来中国的国债规模大幅飙升、屡创新高。截至2010年底,我国国债余额突破7.12万亿元大关。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积极型财政政策的实施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但在如此高的国债存量规模水平下,我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已经过大?继续发债、实施积极型财政政策是否还有空间?我国的适度国债规模是如何决定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将力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自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型财政政策以来,国债规模急剧扩大,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效应究竟如何；二是在判断国债规模的国际公认标准的基础之上,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衡量和判断国债规模的标准；三是通过对1987-2009年国内数据的回归分析,构建决定国债规模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讨论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并对国债规模的适度性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内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和数理模型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在分四个阶段描绘1979-2010年间我国国债发行和使用状况之后,对国债发行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增加政府支出对国内经济增长拉动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由于利率非市场化及居民储蓄余额资金量巨大等原因,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及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不甚显著。同时还应注意到,受到国内政府支出乘数较小的客观限制,国债的乘数杠杆趋于下降,导致国债发行额与经济增速呈现非对称式增长；并且不可否认,国债发行的货币化过程,将会对利率上行产生压力,这些问题在研究国债的经济效应时值得关注。　　 在对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问题的研究上,国内大多数研究在指标分析体系下展开。在指标体系的考察下,直观上我国的国债指标呈现出“两高一低”的特点,即国债依存度和偿付率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但若将大量的隐性和或有负债包括进来,综合国债负担率或己超过60％,这样无论从哪个指标角度考察,国内继续发债的空间都已不大,这同目前国内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持续大规模发债融资、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型财政政策形成悖论。近一步分析,指标体系存在不少不尽合理之处,简单的横向比较可能会误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本文认为,采用“可持续性国债”的概念来判断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问题更为合适。适度规模的国债应在短期内不给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危害,长期内债务的负担率能保持相对稳定而非无限制地增长。在一个仅用国债发行弥补赤字的简单财政框架下,本文借助微积分的数学手段,推导国债规模的动态变化轨迹。得出在国内实际经济增速远超过国债利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债务负担率不会无限制地增长,从而目前国债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国债,发行国债国债筹措资金、实施积极型财政政策仍有相当的安全空间。近一步,借助Eviews计量软件,对我国国债规模展开实证分析,建立了国债规模的VAR及VECM模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国债规模与GDP总量、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国债偿债额和居民储蓄余额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内来看,GDP每增长1％,国债规模将下降1.14％,相应的验证了文中对于我国国债规模动态演变轨迹推导的结论。我国国债发行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良性循环的关系,我国的国债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国债。　　 文章的最后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国债的规模管理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内建议将经济增长率与国债实际利率作为监测国债适度规模的关键指标,并应逐步推行利率的市场化,以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和波动情况反映经济环境的变动；短期内,通过指标体系对国债实时运行情况进行监测仍有一定指导意义,特别建议通过综合国债负债管理来对国家整体负债情况进行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