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混乱的政治局面导致全国的舆论出现分流。作为承载舆论的报刊成为各派势力的工具。其时国民党当局为了将全国报刊纳入其管理之下,进而控制舆论走向,颁布了多种新闻法规。不同性质的媒体与普通公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法规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力图影响新闻法规的走向。这就为探讨新闻法规如何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视角。论文从国家如何颁布新闻法规、媒体与普通公民如何解读新闻法规的角度切入,试图探讨新闻法规在国家、媒体、公民三者的博弈下怎样嬗变。论文分为四部分,旨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第一章解释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颁布各种新闻法规,从宏观的社会背景与微观的媒介系统进行梳理。全国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具备在全国推出新闻法规的条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国民党当局以新闻法规控制全国媒体成为一种需要。同时,媒介系统的更新,成为促使国民党当局颁布新闻法规重要因素。第二章梳理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颁布的新闻法规。在党政不分、令从党出的训政时期,新闻法规既有立法院通过合法程序颁布的《出版法》,也有国民党制定的条例等。《出版法》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由国民政府颁布,符合法律制定程序,是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最高依据。同时其条文遵从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精神,亦是媒体与记者保护权益的法理工具。国民党中央直接公布的《指导党报条例》、《新闻检查标准》等法令是一党意志的承载者,具有一种暂时性、排他性。它们是国民党宣传及新闻政策的推行者,是国民党推行其党政思想的辅助器。第三章分析各式媒体对新闻法规做出的反应。报刊因性质不同,新闻法规得到了不同的呈现。在呈现新闻法规之时,报刊将新闻法规转化为各自利益呐喊的旗帜,藉此实现自我利益。政治挂帅的报刊报刊以政党利益凌驾媒体自身利益之上,对于完善新闻法规的具体内容帮助不大。执政党的报刊以无条件支持的方式简单呈现新闻法规,除了为当局推广法律内容外,并未起到影响法律内容的作用,其中已经过体制改革的《中央日报》是例外,改制后其标榜政党利益与媒体利益相平衡,在呈现新闻法规之时,也独立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为促进新闻法规的发展起到自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在整个新闻法规的发展过程起到反作用,因其否定国民党当局新闻法规的合法性,挑战其权威,导致国民党当局用更加严苛的法规限制报刊。政治色彩较淡追求企业化经营的民营报刊,表示愿意与政府在一条战线上密切合作,以完善新闻出版法规为出发点,用当局的法律话语反对《出版法》,而这样的反对为当局所接受,为完善新闻法规、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四章分析普通公民面对新闻法规实践结果的态度。在新闻法规的制定过程,普通公民是缺席的,国家颁布的新闻法规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新闻法规的实践中,国家与媒体的合谋侵蚀普通公民的知情权。在由新闻法规引发的利益争斗中,普通公民由于不谙法律话语被边缘化,成为国家与媒体的配角。此时,普通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国家与媒体运行新闻法规侵犯合法权益的做法予以还击,成为了一种在新闻法规制定与实践中独立于政府与媒体之外的声音,使政府与媒体不得不正视公民的反对,进而普通公民的力量成为一种影响新闻法规走向的重要因素。透过梳理国家、媒体、公民三者围绕新闻法规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到在因新闻法规而组成的场域上,三者将新闻法规转化一种追求各自利益的工具。这是一个历史又现实的命题。本文以1927至1937年的新闻法规为例,对这个命题展开细致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