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在中国各个民族以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国家信仰的形式存在了上千年,传播着他的物质、精神、制度以及信息内容。可以说关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丰富着传统理论体系的建构。就算在今天,关公文化所具有的伦理精神依然有着非常实用的社会功用,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有着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关公文化早已跨越国界,向全世界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各类人群。如果将关公文化作为一门专科研究的话,它无疑具有跨学科、交叉性、总体性的特点。从关公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这门学科更接近于宗教文化学或者是宗教伦理学,但其外延更为广阔,它涉及历史、文学、艺术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以及更多的二级学科。但是在历来对关公文化的研究中,鲜有学者从传播学这一学科出发,对关公文化的传播进行深度分析探讨,这也是笔者下定决心作此研究的原因。本文借助拉斯韦尔的“5w”模式作为框架,将西晋至明清时期复杂的关公文化传播系统简约架构为传播主体、关公文化信息内容、媒介、受者、效果诸要素。之所以选用此模式,是因为它长期以来作为传播学各类线索的整合者,对研究传播系统和传播过程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权威框架。关公文化在漫长的传播长河中,每次获得新的内涵都是循环螺旋上升的表现,不断循环往复,不断被历朝历代设置为整个社会传播系统中的重大议程。就关公文化的传播主体而言,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还有儒家、道家、佛家对其“锦上添花”。社会各个阶层无不侧身于关公文化和关公故事的传播之中。如此广泛而强势的传播主体,在西晋至明清时期的其他文化传播中从未出现过。就传播媒介而言,关公文化传播所涉及或依附的媒介或渠道也是其他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口头传播、文字传播(楹联、小说、关帝善本、关公诗词、关帝灵签)、图像媒介(绘画、雕塑)、戏曲传播等多种媒介都使关公文化传播如虎添翼。就传播受众来说,无论是“作为群体或公众的受众”、“作为媒介或渠道的受众”还是“作为满足群体的受众”、“特定传播信息的受众”,他们无一不依循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兴趣接受和解读关公文化,并将关公文化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感知,进而获得满足,这是“使用与满足”带给我们的认知。在受众传播关公文化的过程中,逐渐难以辨别是媒介为既定社会群体提供了内容,还是媒介提供的内容创作了新的社会群体。就传播模式而言,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还有大众传播,涵盖了五大系统,这在古代文化传播系统中不可多得。尤为关注的点还在于形成对关公文化传播的立体统一结构,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进关公文化的传播节奏。就传播效果而言,关公文化并不是说能够完全无误地传至受众处,“有效性”中也透露出“局限性”的无奈。但就整个宏观效果而言,关公文化起到了社会导向、社会凝聚和社会控制功能,还有带给文化的增值。当我们看到千百年来举国上下,万人空巷的景象时,看到历经千年文明涤荡的民族为理想的化身所折服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叹道:这确实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