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创办的国家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自创刊伊始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它事实上成为新政权为建构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在共产党建国后,文学成为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文学和艺术完全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文学》无疑堪称最为重要,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学是上令下达的“传送带”的话,《人民文学》无疑是最重要的那个。在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广泛共识中,1956年被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1956—1957年的“双百方针”正值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问题的提出以及人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争论之际。在当时的复杂时代背景及各种权力角逐下,在共和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百花”时代到来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鉴于“人民文学”的概念逐渐得以建构,国家对文学的控制越发严密的情况下,“百花”时代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人民文学》刊发的“百花”文学作品——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并且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选择从《人民文学》这样一个杂志作为切入点,最重要的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问题,即当代文学如何在杂志这样一个文学场域里面运作。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包括刊物的总体历史,一个时期刊物的特征由哪些人事、作品和栏目表现出来、刊物运作方式的变化和人事变化对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影响,刊物的基本定位与对文学作品、作家的筛选标准等问题。第一部分还将重点论述“人民”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界,形成了不可置疑的“人民文学”。第二部分讨论“百花”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研究50—70年代的文学,把社会文化史同文学史结合起来时一种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也能够较为有效地回应当前学术界在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文化问题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拟将《人民文学》的历史与文学史、社会文化史结合起来,从中发掘更加实质性的史事、建立更为可靠的史识,进而还原“百花文学”更加真切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同样会关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中苏由于特殊的政治关系,在文学上的联系也格外紧密。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而苏联在刚刚经历“解冻”不久,中国的“百花”时代随之来临。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百花”文学就是中国的“解冻文学”。第三部分将讨论秦兆阳个人对于“百花”时代的意义。“百花”文学的辉煌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如果没有秦兆阳,“百花”文学一定是另一个样子。对于秦兆阳个人来说,这是他的不幸——由此获罪,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广西劳教长达20年；这也是他的大幸——他在1956年到1957年那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而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