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理论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并且逐渐被更多国家的法律文件所吸收,成为各国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合同法没有规定这一制度,只是在2009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对情势变更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弥补了立法上的漏洞,适应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的需要。但是,对于情势变更问题我国立法上仍旧没有制度上的安排,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某一“情势”构成情势变更即何为重大变更,以及情势变更原则如何具体适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拟通过对国外主要国家及国际商事立法的考察,在立足于我国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具体设想。本文第一章首先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概念作了一个科学的界定,将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个梳理,然后阐述了情势变更的主要理论和学说,为下文的论述奠定一个理论基础;第二章通过考察德法、英美以及国际商事立法的状况,分析各自的立法特色,目的是为我国立法在某些方面提供启示;第三章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情势变更原则存在的主要问题:立法上缺乏一般性规定、具体认定标准不明确、适用效力规定过于简单以及适用程序上缺乏具体操作性规则等;第四章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一是情势变更原则在民法典合同的履行编中的增设;二是明确了经济严重亏损和一般理性人的两种具体认定标准;三是主张采用“再交涉义务”模式来丰富情势变更的适用效力;四是在情势变更请求权和裁判权的行使上,笔者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程序规则。希望本文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完善思考,可以增强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更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