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的本质是卖官买官,这毫无疑问是一项弊政,坏政,理应予以摒弃。在一个文明的民主法治社会中,是决不允许这种弊政、坏政存在的。但是当捐纳成为某个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时,人们无力摒弃这种弊政,那么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其对社会、对民众的侵害,这无疑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意义的问题。卖官买官的本质是国家官职私有化。在中国古代帝国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官职均为王权私有,君主可以自主处置分配,卖官买官是君权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所以捐官具有体制性的根源,社会无力真正加以清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研究捐纳事例中诸多的限制性规定,以期使这项弊政尽可能地“合理”一些。这种“合理”决不是旨在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而是降低、减少它的毒害作用。中国古代的捐官历史源远流长,而清朝的捐官制度集历代之大成,发展最为鼎盛,事例最为严密,程序也最为严格。诸多的限制条件将捐纳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之内,降低了捐纳这剂毒药的毒性。具体表现为:由国主捐,公开进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私下卖官,暗箱操作;公开化法制化的事例,规范了捐纳程序,限定了捐纳范围,明确了捐纳价格,使捐纳公开透明,避免了中间程序的勒索苛扣,减少了官场腐败;钱入国库,法规严谨,使“中饱私囊”变“中饱公囊”,补给了岁入有常的清朝国库,客观上对国家财政有所弥补;此外捐纳前中后期的诸多限制条件,如对报捐者资格的严格审查,年龄的限制,捐纳官位的禁区,任职前后严格的考核制度、试用期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捐纳官的为官能力,淘汰了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无能之辈,减少了弊害产生。故本文将以清朝捐纳为例,在认可捐纳是一项弊政的前提下,从捐纳历朝事例开设与推行入手,单纯从制度限定方面分析捐纳的相对合理性,以期更进一步地全面深刻的认识古代捐官,同时对今天也能提供有益的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