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9年刑法第153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处罚。”这一规定为现行刑法第269条所延续：“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谓的转化型抢劫。我国刑法理论界根据此规定提出了转化犯概念，并将转化犯严格限定于“法律明文规定”条件下，也即认定转化型抢劫是一种法律拟制，转化犯也只能以法律拟制为限。法律拟制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需要和法律人的理性作出的“决断性虚构”，即将两种本不相同的情形同等对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该法律拟制应严格限定在法条规定的特殊情形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扩张解释。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在刑法没有修改的前提下，认定转化型抢劫犯罪构成应严格依照刑法条文。转化型抢劫的前提条件应以构成犯罪为限，罪名仅限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三个；主观条件上，使用暴力的目的仅限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除此之外其他目的不能构成；客观方面，使用暴力的程度必须足以使对方不能、不敢反抗，使用暴力的对象仅限于被害人或前来抓捕的第三人；“当场”必须是前行为发生的现场或现场时空不间断的延续；主体方面，14至16周岁的人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的主体，但可能构成一般抢劫的主体；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情节，除数额特别巨大和致人重伤死亡之外，不适用于转化型抢劫。 司法实践中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诸多争议反映了该规定存在一定缺陷。现行刑法理论将转化犯简单归结为法律拟制，其正当性经不起追问。转化犯的根源是哲学上的矛盾斗争及相互转化原理。犯罪过程中行为人犯意转变且客观行为变化，转而符合新罪，这种转化先于法律规定而独立。转化犯应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刑法总则应有所规定，分则中诸如转化型抢劫的规定应作为注意规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