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女性解放思潮初步萌芽，新闻事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我国出现第一位女记者，由此拉开了女性参与新闻工作的序幕。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女子教育也得以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除了接受中国传统女学教育外，还有机会得以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知识女性开始认识到经济独立是改变自身命运、赢得自我解放的途径，因此她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加入新闻行业，并将“记者”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大公报》的女记者群体就诞生在这样新旧交替，动荡与机会并存的时代。　　从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到之后的新记《大公报》，报社主编都极其重视对女记者的延揽，因此，一个兼容并蓄的女记者群体得以形成。这些女记者大多出生于封建专制大家族，家族的“原罪”使她们天性叛逆，所受的西方高等教育激发了她们反抗的决心。她们共同经历了从闺阁小姐到报人，再到职业记者的职业化进程，她们的新闻报道不约而同地为妇女解放呐喊，同时也蕴含着强烈的觉醒意识和人文关怀。在男性一统天下的新闻行业，她们打破以往女记者只采访妇女新闻的桎梏，不断拓展采访范围，跻身政治、经济、战争、国际等各个领域，她们的身份也由内勤编辑或记者发展成为外勤记者、驻外记者、战地记者等。出现了足以媲美同时期男记者的外勤记者蒋逸霄、驻外记者杨刚等，也出现了不逊色于著名男记者作品的新闻作品，例如，杨刚的《美国通讯》和彭子冈的《重庆航讯》。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和作品成就了这个群体的女性精英。　　《大公报》女记者群体一直以新闻作品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身体力行地激励女性寻求自身解放，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女性解放事业;同时，她们在新闻活动中弘扬“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在新闻实践上打破了我国新闻领域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巨大突破和发展。再现这个叱咤风云的精英群体的整体概貌，对于研究我国女性解放历程和女记者历史大有裨益，同时对当今名记者、名主持的培养也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