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水平不断深化，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企业融资活动日益活跃，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定理”以来，与企业资本结构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为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外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集中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探讨其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且相关实证研究成果颇丰。信贷政策作为影响资本供给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其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成果日趋增多，然而，从理论上探讨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微观机制的研究却鲜为人见，深入对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异质性行业内企业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则更为有限。为此，本文尝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国际经验比较，阐释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机理。这项研究将不仅拓宽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机制理论的来源，而且为决策机构通过调整信贷政策促进资本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在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最新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综述后，本文将信贷政策引入Modigliani和Miller的基本分析框架，构建了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微观机制。理论研究表明，若企业盈利，企业资本结构与信贷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若企业亏损，二者则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率与初始状态下企业的债务价值和股票价值的大小有关，由于企业价值与信贷政策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而，存在相应的最优信贷政策理论值。加入税收变量后所得结论与基本模型下的结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企业的资本结构整体水平发生了变化，而具体变动方式与对企业的征税方式有关。含税模型下的企业价值整体低于不含税的企业价值，且最优资本结构下的信贷政策变量值随征税方式变动。然后，以2001年至2010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从上市公司整体、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三个层面实证研究了不同信贷政策及其组合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程度和显著性。上市公司整体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信贷供给带来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同向调整，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利差、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而利率的影响极其微弱。从不同信贷政策下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来看，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最快，存款准备金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次之，利率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最为缓慢。其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层面的实证结果显示，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信贷供给变化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利差两项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大，而信贷规模和超额资本充足率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大。从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来看，在总信贷规模改变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调整速度快于国有上市公司，同时，国有上市公司对不同信贷政策的反应与全样本下的结论一致，虽然不同信贷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不显著，但其调整速度却明显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接着，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层面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类型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受不同信贷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的行业企业中，各类信贷政策对公用事业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大，而对综合行业企业的影响大于商业企业，对商业企业的影响又大于工业企业。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不同信贷政策变迁对各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信贷供给改变时，各个行业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商业、综合、房地产、工业和公共事业企业。综合行业企业资本结构受各类信贷政策变迁而调整速度最快，其次是商业企业，再次是房地产企业。进而，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信贷政策发展和变革历程进行动态经验描述，同时，也对中国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和资本监管等信贷政策变迁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描述，并将代表性发达国家的信贷政策与中国信贷政策进行系统比较，这既能挖掘不同制度环境下国家信贷政策发展差异，更为促进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信贷政策调整提供了来自国际层面的政策借鉴。依据本文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国际经验借鉴，本文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中国决策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市场价值提升中的作用。为此，本文从利率、存款准备金、银行资本监管等信贷政策工具以及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异质性行业内企业的信贷政策的实施方面，为决策机构调整信贷政策实施方式和管理机制，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