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美国女性小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女性的生命体验也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言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更使得美国女性小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将20世纪的美国女性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美国现代女性生存状态和主体意识衍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以西方女性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相关哲学思想为先导，通过对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的细读，揭示出美国妇女在现代父权制社会中的生命历程，为总体的女性解放提供一种借鉴。根据女性主体意识和生存状态在美国女性小说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拟将20世纪的美国女性小说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分别在三个章节中进行讨论。第一章觉醒与反抗。集中探讨了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小说家，如夏洛特·P·吉尔曼、凯特·肖邦、伊迪丝·华顿和维拉·凯瑟等人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生存状态。这一时期的女性已经从长期的失语混沌状态中觉醒，开始走向自我言说，亦即拉康的“镜子阶段”。与拉康理论中的婴儿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并不认同她们在父权制社会这面镜子中所发现的自我的“他者”形象，而是极力要摆脱这种父权制强加给她们的他者身份。由于这时的女性创作和女性意识主要缘发于女性的个体经验，因此，其抗争的场所通常是家庭或一个特定的社交圈子，其反抗对象也主要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比如，妇道、母道、等等。又由于这时的女性尚缺乏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作为楷模，于是离家出走、逃避父权、追求与男性的平等成了这一时期女性彰显自我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章迷失与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女性的自我定位曾出现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倒退。这当然是父权制压迫的结果，但也不乏女性自身的原因。本章通过对第二次大战前后的女作家，诸如蒂丽·奥尔森、玛丽·麦卡锡、卡森·麦卡勒斯、西尔维亚·普拉斯等人的作品的解读，推断出女性在否定自身的他者身份、追求与男性平等、试图进入父权象征秩序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一种“双性同体”的人格，但是，这种“双性同体”的人格只是单方面地体现在女性身上，它给女性带来的并非弗吉尼尔·伍尔夫等人所预期的两性和谐的理想境界，相反，它给女性套上了双层枷锁：女人在极力争取扮演长期以来由男性充当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仍然无法摆脱她那传统的家庭角色。在这种双重角色的压力下，女性更难抵抗父权制的统治。于是，出走的“娜拉”身心疲惫，再一次感受到自我的失落和前途的迷茫。<WP=10>因此，不少女性重新规避到传统的女性角色之中，而始终坚持在父权象征秩序中寻找自身位置的女性则大多难逃厄运。第三章颠覆与建构。20世纪60年代再度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再次将女性从“迷思”中唤醒。70年代以后的美国女性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已经开始正视自身的他者身份，并且不再将性别歧视简单地看成男女两性个体之间的对立，男性个体也可能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而种族歧视、阶级矛盾、生态失衡、殖民主义等等也都开始进入女性的视阈，她们逐步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父权制。通过这种认同，女性的主体意识在民族、阶级、生态等诸多受父权制压抑的领域中得到扩展和延伸，从而形成一种开放的“他们”人格，并在其中寻求共同解放的途径。综观20世纪的美国女性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的主体存在并非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但其中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首先，女性的主体存在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存在。女性从最初的“他者”过渡到“双性同体”的人格，最后发展为一种开放的“他们”人格，女性的主体存在始终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持续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蕴涵着女性将不断获得自我完善，直至取得彻底解放的希望。其次，女性的主体存在还表现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女性无论是作为“他者”、“双性同体”还是“他们”，其存在方式都与其周围的人或物密切相关。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女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这样一种在世的存在意味着女性的解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必须有男性和其他事物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正是基于这两种存在形式，女性最终将与男性一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存在。因此，女性存在的完善最终将会推动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