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叶,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国力得到增强,并逐渐开始积极的干预东亚局势。这期间,日本与清政府之间,就北方的朝鲜问题以及南方的琉球和台湾问题,发生过多次摩擦。除此之外,就库页岛(日称“桦太岛”)的问题也与当时的沙俄产生了纠纷。随着国力的增长,日本开始不断挑战亚洲固有的支配秩序--华夷秩序,展示出了取代清帝国成为亚洲新霸主的野心。陆奥宗光(1844-1897),在1892年,以外务大臣的身份加入第二次伊藤内阁。在他担任外务大臣的时期,请政府和日本就朝鲜半岛问题对峙逐渐升级,而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陷入紧张状态。此时正是陆奥施展手段,“排除万难”,将日本一步步引入了开战的道路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他留下了一本记录整个战争过程的回忆录《蹇蹇录》,于189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带来了巨额的“赔偿金”,除此之外,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场战争同时也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日本又成功的解决了举国待望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而这件事也同陆奥宗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甲午战争的胜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使日本的国际地位空前的提高,同时也宣告了日本正式取代清国,称为亚洲新霸主。因此,陆奥宗光也作为功臣而被奉为“明治外交第一人”,直到今天,他的铜像还伫立在日本外务省的楼前。陆奥宗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文将以陆奥宗光为研究对象,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陆奥宗光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对陆奥宗光性格特点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并根据他的性格特点以及成长经历,引入“动力-阻力”心理构造,从这个角度来对构成“陆奥外交”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战争外交指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考察。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在第一章中,对“动力-阻力”心理构造的诞生环境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陆奥宗光的出身,幼时经历进行考察,弄清楚陆奥宗光“功名心”--即“动力”诞生的社会环境背景。其次,从历史原因的角度,考察阻碍陆奥宗光前进的“藩阀政治”的形成过程。最后,以陆奥宗光进入明治政府任职时期的经历为中心,考察“动力”和“阻力”的冲突过程和方式。其次,在第二章之中,以陆奥宗光的入狱事件和欧洲留学过程对“动力-阻力”心理构造的变化以及稳定过程进行考察。因参与由“立志社”主导的“政府颠覆”活动,陆奥宗光遭到逮捕,并被判处监禁五年。这个事件的发生,对有着强烈功名心的陆奥宗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通过其在狱中所作的诗集和论述集可以看出,与第一章所介绍的选择“辞职”等极端的做法,或是对“藩阀政治”措辞严厉的正面批评的做法相比,陆奥宗光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对抗“藩阀政治”的方法明显“委婉”了许多。这一点可以说是“动力-阻力”心理构造对抗方法的一个重大改变。而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陆奥宗光对“藩阀政府”力量的重新认识过程。其次,在第二章中对陆奥宗光出狱后留学欧洲的过程也进行了考察。陆奥宗光在欧洲留学的过程中,从理论上推翻了“在日本立即建立责任内阁制度”的想法。这一过程无疑使转向后的“动力-阻力”心理构造得到了巩固,加强了陆奥宗光向“藩阀政府”妥协,并在现任政府中寻找通往“功成名就”的道路的决心。最后,在第三章中,以前两张的考察结论为基础,对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陆奥宗光的开战外交指导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读。首先,陆奥宗光违背当时日本政府的朝鲜政策方针,积极的将清日两国引入战争深渊的原因,除了当时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外,陆奥宗光个人的“功名心”也起到了战争推进作用。其次,由“动力-阻力”心理构造衍生的“强权”意识,也体现在了其外交指导之中。具体表现就是,对朝鲜(后进国-弱者)的蔑视,以及对欧洲诸国的过度顾虑。从结论来看,虽然说陆奥宗光作为外务大臣时的外交作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但“陆奥外交”,尤其在“开战外交指导过程”中,同样受到了陆奥宗光本身个人性格特点,心理构造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通过“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手法,揭示了隐埋在“公共因素”下的,陆奥宗光个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