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开启了当代全球化发展进程,美国“新经济”增长,日本90年代金融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迷以及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这一轮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基础动力。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特征,包括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治理的演进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也呈现出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基于全球化上升时期带来的经济动力与社会发展,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国家间仍然能够实现基本的合作共识。二十一世纪以来至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全球化最为突出的一个阶段,也是美国相对权力最大的时期,美国的领导优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另一方面也对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新保守主义指导的“反恐战争”试图将美国价值观借助外部全球化环境予以推广,期待在这一权力逻辑下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与霸权优势。结果遇到重大战略挫折,国内经济方面由于虚假的繁荣积累了大量矛盾在“次贷危机”中爆发。对外战略与内部经济的失败,极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威与国家综合实力,迫使美国必须开始反思领导全球化中的教训,修正全球化路径。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全球战略转型可视为“去全球化”,初期的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形成源于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而亟需扩大全球合作以渡过难关,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通过TPP谈判、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与世界主要央行相左的货币政策,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战略收缩,但是基本保留了全球化理念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价值观。2016年美国大选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民粹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爆发,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开始领导美国进行国家政策的巨大变革,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理念代替“软实力”、“巧实力”等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外交思路。美国在领导全球化进程中承担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迫使它通过复兴国内制造业扭转贸易颓势地位,并为实现美国就业优先而给世界经济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欧美之间的战略逻辑与世界观出现巨大分歧,使得“逆全球化”的趋势与特征更为明显。“逆全球化”态势对于欧洲的政治冲击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具有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决定脱离欧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程受到巨大挫折,欧盟内部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欧债危机爆发后蔓延(希腊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德国的砸欧盟一体化治理中的规则缺失与政策失误给欧元区带来隐患;同样是德国领导的难民政策使得欧洲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安。“逆全球化”态势下欧盟成员国国内极右翼政党的势力开始崛起,2017年法国大选中的“勒庞现象”标志着欧盟面临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危机。以德国为领导的欧盟尚有欧洲主流政治文化的支撑,但是亟需进行务实而理性的改革以维护一体化的团结,抵御“逆全球化”态势的扩张。美国依靠强国地位与实力主动扭转全球化进程,以及欧洲国家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现象,对全球政治意识形态、大国关系、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使当代国际政治出现了新的特征。大国关系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外交意识形态以及现实主义战略逻辑,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联合理念与自由主义道德价值观,在地缘政治议题、应对恐怖主义政策、战略责任的承担、国际贸易的原则等方面的分歧;俄罗斯实力的下降以及美欧之间矛盾的凸显使得美俄缓和成为可以预期的前景;“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德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美俄缓和的前景与战略需求,使得美国、欧洲、俄罗斯三大战略重心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权力态势演变。新兴大国在全球化崛起的进程中实现繁荣,而后又不同程度陷入经济困局,巴西由于经济动荡出现了政权非正常更迭;俄罗斯陷入传统能源国家面临的结构性与周期性危机,加之政治上的导致西方经济制裁,只能通过大幅度贬值货币与减少财政支出阻止资本外流、维持虚弱的经济;印度为了实现金融出清,冒险使用了极端的“废钞”手段,但在地缘政治中有民族主义倾向。美国页岩油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石油供应的持续增长,使其摆脱了对中东地缘政治战略的依赖,创造了更大的优势以适应国内民粹主义对于穆斯林族裔的新移民政策。同时,“逆全球化”也成了制约全球治理的各项议题继续深入的“瓶颈”。美欧“逆全球化”态势、欧盟一体化的危机、右翼思潮的泛滥,给国际政治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新前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亟需做出明智而务实的战略应对。中国经济的内在问题如经济要素结构不平衡、货币扩张(M2总额相对偏高)、外汇储备有限等等。中国正在通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国际金融合作来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风险并且促进共同利益。中美两个大国是全球化中的两个最大的角色,由此,中美两国的合作互动中,不可避免要贯穿重塑全球化的进程。本文设想中美之间以“主权基金”相互合作的形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战略投资。在维持中美贸易自由基本格局的前提下,美国发行国债,中国承担利息,进行大规模融资投入“一带一路”项目,结合相对公平的退出与补偿机制,实现两个大国新方式、跨领域的合作共赢。为应对美国资本回流的制度性矛盾,实现美国的真实就业,“中美联税制”可以带来巨大的共同收益。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美关系仍然要保持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的大方向,扩展合作空间,加强合作基础,完善合作机制,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