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以其轻艳、绮靡历来为前人所诟病，“豪华落尽见真淳”，要想真正的了解宫体诗，看到它“新”的一面，只有脱下宫体诗的豪华外衣，才能看得更加全面，了解得也更为深刻。首先要了解宫体诗的创作者，在《梁书》、《南史》、《玉台新咏》之中可作考察、推论;宫体诗特征突出:一是开辟了宫廷女性题材，二是雕琢蔓藻，三是走上律化的道路，四是走上赋化的道路。每一特征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荡开宫体诗为人所轻的小圈子，把宫体诗按照体裁进行分类可窥其新意。把宫体诗分为四类，一是宫体诗中的乐府诗，二是奉和应令诗，三是戏作诗，四是咏人诗。宫体诗之中的乐府诗既有文人拟作也有文人创新，梁武帝雅好乐府，自创新曲，群臣随之摹拟。尤其是其新曲，为词之滥觞，而且在乐府诗拟作基础上增加了现实性，乐府题目之中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对宋词小序的发展做了铺垫;由于皇族主持文坛，宫体诗多为奉和应令之作，君臣诗作往来，交流情性，这与魏晋时期文人酬唱赠答的心理有很大的不同;宫体戏作之中多嘲戏女子，这是宫体戏作与其他朝代戏作的最大不同;诗歌发展到梁代，咏人与咏物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以咏物为题，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放在美女身上，此类诗中最明显的特点便是“体物”。　　通过对宫体诗进行分类，挖掘出宫体诗本质上的娱乐性，宫体诗的这一本质有违诗之雅正思想，宫体诗体现出的是唯美、唯情，缺乏理与功利性。萧纲提出“为人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之说，更进一步的支持了宫体诗的创作，突破诗教束缚，大胆言情，多方尝试为文之题材、内容。　　宫体诗、支持宫体诗创作理论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梁朝，儒、释、道三教并行，为宫体诗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在后汉时期被打破，梁儒家思想用于治国，不参与诗歌的创作，因此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玄学注重的是人的心境的修养，自后汉直至南朝道家思想朝着世俗方向靠拢，它重视今生的享乐、美色，可以说与宫体诗有不谋而合之处;佛教思想主张“四大皆空”，但在佛教典籍中有诸多美色描写，梁君臣笃信佛教，他们在阅读佛教典籍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