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完整诗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质观的延伸和深化，同时又内在的呼应了西方完整观。艾青将诗形和诗质富有辩证色彩的融合在一起，诗质和诗形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互相融通，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也即“至真、至善、至美”。这种完整诗观，其内涵是一种形质兼备、形质兼美的诗学观，它深刻的揭示了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关系。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内容和形式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不可分离，两者通过互相转化，最终形成一种和谐融合、完美统一的独特艺术整体。 如果我们结合现代诗学的发展来看艾青的完整诗观，会更体会到它的理论价值。现代诗歌从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伊始，虽也出现过诸多卓有成效的实验，提出过种种建设性理论，但对于诗形和诗质的追索，一直是各自为政的双向寻求态势，未曾得到有效的整合。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胡适的“质救文胜之弊”，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现实主义的功利观，均是内容考虑始终优先于艺术考虑，并在政治意识的强力干预下，一度过于推崇诗歌的社会价值和效用，无视诗歌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格律派、象征派、现代派急于补救“质胜文”的弊病，却矫枉过正，走上“文胜质”之路，无论是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格律寻求，冯至十四行的移植转化，还是林庚的九言体和吴兴华新古典诗歌的探索，均是艺术考虑大于内容考虑。在数十年的新诗本体问题建设上，双方对于形式和内容的辨证关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忽略。人生和艺术找不到很好的汇合点，诗形和诗质一直陷入二元对立的尴尬境地。但是，由于诗学家们已经在诗形和诗质的双重探寻方面积累了珍贵的经验和问题，所以综合两者也期待后继诗学家的回应。艾青正是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提出了整合诗形和诗质的完整诗观，这无疑是颇具胸襟和胆魄的，也充满了哲思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