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之际，共同大会是作为煤钢共同体的附属机构而组建的。它仅仅是由共同体成员国国家议员组成的一个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因而在随后若干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政治生活中作用甚微。1979年实现直接选举之前，虽然欧洲议会为拓展自身权力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除了在预算领域拥有对“非强制性开支”的实质性权力之外，欧洲议会在立法、监督领域仍没有实权。　　 然而，1979年实现直接选举和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令》(Single EuropeanAct)和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接连获得通过后，欧洲议会的权力不断增长。作为欧洲联盟唯一直选产生的代表机构，作为欧洲联盟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欧洲议会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最重要的超国家机构。挟其强大的议会党团组织和高度组织化的专业委员会，聚集着来自普通选民的选票支撑和来自于众多利益团体的游说支持。它不仅参与了欧共体（第一支柱）中所有的政策决策，而且还在某些领域参与了欧盟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领域的事务，其对内对外的影响力都在逐步增加。　　 本文选择以欧洲议会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理性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欧洲议会立法权力和预算权力的扩张过程为主要讨论对象，对欧洲议会的权力扩张过程和机制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现有的研究。　　 本文认为，欧洲议会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自身具有自主能动性，由于欧洲议会不能直接参与成员国政府间谈判（可以派代表列席观察会议），因此不能直接对成员国政府间谈判产生影响力，而成员国政府间会议所代表的主要是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因而通过的条约不可能全部符合欧洲议会的利益偏好。因此，欧洲议会通过非正式条约和程序以及与欧洲联盟的其他机构之问的互动，对政府间谈判产生影响力，促使欧盟成员国通过的条款最大限度地实现欧洲议会的利益偏好，并通过在实践中具体运行非正式条约来弥补正式条约的不宜操作性以及利益偏好实现上的偏差。本文就探讨欧洲议会是如何通过发挥自身自主能动性，通过非正式条约在具体实践中的运行来拓展权力，并对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联盟的其他机构产生影响力，以及权力的变化对欧洲议会内部结构的影响，从而实现欧洲议会权力地不断扩展。　　 欧洲议会非正式制度变革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自主型扩权，即单方面的解释（Unilateral interpretation）主要是指欧洲议会重新解释正式的规章条例或者具体细化规章条例，而没有与其他欧洲联盟的机构进行商议。欧洲议会单方面解释正式规章制度主要表现在对程序规章的修改上。欧洲议会的程序规则(Rules of procedure)被誉为欧洲议会的“宪法”。它通过修改程序规则来指导欧洲议会在具体实践中的权力获取。第二种方式是共赢性依附型扩权，即共同解释( Joint Interpretation)主要是指欧洲议会与欧盟部长理事会或者欧盟委员会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对正式规章重新做出解释或者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细化规章条例。这具体表现在立法领域或者预算领域，欧洲议会与部长理事会或者欧盟委员会达成非正式的双边协议或者三边协议以便顺利通过决策。第三种方式单赢性依附型扩权，即第三方解释（Third-party interpretation）是指由第三方重新解释或者具体细化已经存在的规章。对欧洲议会来说，主要是通过上诉欧洲法院，由欧洲法院对欧洲议会认为有争议的规章重新进行解释。由于成本较高和欧洲法院裁决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目前欧洲议会利益表达的多渠道性，欧洲议会对这种利益表达方式的使用越来越少。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层面上的超国家性质的机构之一，可以通过修改欧洲议会内部的程序规章或者和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达成非正式协议，甚至通过上诉欧洲法院来等途径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欧洲议会的利益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