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温和复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多措并举来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不断提高发展和防范风险能力。对内而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改革等国家层面战略的提出,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释放巨大的中国内需潜能。对外来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成为了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将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均衡和普惠的区域合作框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金融产业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巨大变革的新时期,金融为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结构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金融服务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为统筹的全面对外开放国家战略和中国经济由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转变的大背景下,金融将助推国家战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在中国经济由投入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的进程中,对全要素生产率关注度的提高将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将能源的投入以及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综合考虑范畴,导致其对政府的辅助决策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此采用综合考虑了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能源和环境约束下能够更加全面和科学评价生产效率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下,研究和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同时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以进口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渠道的国际研发知识溢出现象以及对比了国际研发知识溢出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理论建模工作和实证研究,得到一些有益结论:第一,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三部门两产品的熊彼特增长离散时间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放在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对比研究,得到了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重要推论,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依据。第二,从构建的区域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测算结果来看,全国及各省市的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在逐年变化趋势上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总体仍处在较低水平,虽有空间集聚的趋势但在空间集聚的形态上仍不明显,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的特征。第三,针对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金融发展水平更发达的省份,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比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更加明显。同时在分时间段的对比研究中也有相同的结论,而且得到了金融危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比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小,以及金融危机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比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更加明显的结论。第四,通过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重要推论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得到了金融发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且金融发展提升相同幅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会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幅度的结论。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更加明显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第五,在以国际研发知识溢出为研究场景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了金融发展通过国际研发知识溢出渠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构建了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对国际研发知识溢出的门槛检验模型,揭示了国际研发溢出渠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金融发展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得到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国际研发知识溢出不同渠道的金融发展的门槛值。第六,使用了空间计量建模方法,将传统的国际研发知识溢出线性模型扩展成为空间杜宾模型,衡量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国内知识研发存量、由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的知识研发存量和由FDI渠道产生的知识研发存量对我国国际研发知识的溢出效应。同时在分时间段的对比研究得到了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国内知识研发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得更大的结论。